格 古 日 記（五十六）
2008年
　
6月1日 星期 日
《格古日記》兒童節(jié)復出
裴光輝
去年3月發(fā)布了《格古日記》第55期（寫到3月15日）后，由于個人生活及本日記的紙媒體出版談判、交涉等原因，中斷了一年零三月。這期間有無數(shù)熱心讀者通過電郵、電話等各種渠道催問新的日記的發(fā)布，還有不少朋友更因此而關問我的身體狀況，真情厚意實令我感動。在此向 眾網(wǎng)友報告：首先，拙人身體無恙，越活越年輕。今天是兒童節(jié)，俺這個大齡兒童向全世界的小朋友和鑒賞界的大齡兒童致以節(jié)日問候！其次，《格古日記》從今日起恢復在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布，仍為半月一期，每月15日及月底發(fā)布。敬請關注，歡迎指導。最后向廣大的網(wǎng)友表明心跡：《格古日記》將一如既往秉持童言無忌，有錯就改，求真求實，回報社會的寫作宗旨，免費（不設置任何閱讀權限）向網(wǎng)友提供我的鑒賞心得。
　
文物鑒定從娃娃抓起
裴光輝
《光明日報》（網(wǎng)絡版）有一篇題為《文物鑒定從娃娃抓起》的報道，言“南京將針對廣大青少年開設‘青少年古玩文物鑒賞修養(yǎng)班’”?！皬耐尥拮テ稹钡奶岱ㄌ昧?！“從娃娃抓起”是培養(yǎng)文物鑒賞人才的最佳時機，而且?guī)缀踔挥小皬耐尥拮テ稹辈庞锌赡艹鑫奈镨b賞人才。吾雖不才，但涉足此道之學習也是從少年起步，故對“從娃娃抓起”的提法深有體會。因為文物鑒賞作為一門學問實在可謂博大精深，其特殊性決定了其成才之路必定是個漫長的過程。
成年以后才“半路出家”學習文物鑒賞不能說沒有成功的可能，極個別人憑借其卓異的稟賦和十倍于常人的刻苦努力，也有修煉成功的例子，但“成才率”實在太低。而如我等這類“中才以下”且擺脫不了人類好逸惡勞惰性者，“從娃娃抓起”尚且難保成功，何況“從成年以后抓起”？無功而返幾乎是命定的。
如今那種招生廣告滿天飛的短期文物鑒定“培訓班”“英才班”其教學效果我實在不敢恭維。不少招生廣告還大言不慚曰“包學包會”實乃欺人之談（“包學包會”下一句則是“學不會者可免費繼續(xù)留班學習，直至學成”，其中妙諦耐人尋味！）?？繑?shù)月或一年半載的“速成”“強化學習”就能操刀文物鑒賞，這是置專業(yè)常識于不顧的很不誠實的承諾，按如今流行語的說法就是“忽悠人”，其目的說穿了只不過是斂錢而已。而明知其故卻甘愿被“忽悠”者也不乏其人，其中的緣故和動機就不必說了。如今，文物鑒定的“培訓經(jīng)濟”如火如荼，而實際上培訓出了什么“英才”卻可想而知。（似乎還不能絕對地說培訓班就沒有英才：比如有個別參加培訓的人之前本來就是從民間從小到大、長年累月自學成長起來的英才，卻缺乏自信，迷信名校名師，非得到短訓班鍍金一時，獲得名?！靶迾I(yè)證書”的“印可”方才安生。這類人士，與其說是培訓班培養(yǎng)出來的，不如說是給培訓班撐門面的。不過我實在為這類極個別的英才惋惜，以他們的從小到大、長年累月在文物市場摸爬滾打的經(jīng)驗，完全有資格當那些培訓班徒有其名的教授的師傅，卻屈尊紆貴反師為徒，自取其辱。難道就沖著他名牌高?；蛎麕熤鴣?？好不自愛也！）
可悲的是一些著名高校和學術機構為了“創(chuàng)收”也樂于搞這種短訓班（拙人也曾多次拒絕組織者的“誠邀”）！中國的最高學府和著名教授、“頂級專家”居然認可并參與這種胡鬧，這才是最大的悲哀！為什么身為社會良心所在的教授們不敢對這種騙錢行徑說聲“不”字？
因此，“從娃娃抓起”的提法可以說是對成人短訓班荒謬做法的一個撥亂反正，值得提倡。因為它是順應文物鑒賞教學規(guī)律的正確做法。我有一個愿景，希望中國能出現(xiàn)一家十年制的文物鑒賞學院，學生從15歲的少年中招收，經(jīng)十年的學習和實踐，或能出現(xiàn)一批德才兼?zhèn)涞奈奈镨b賞人才。十年的學制，應是最低的要求，而且只應是本科階段的學歷。如果培養(yǎng)高級人才，續(xù)辦研究院，則應在15年以上。這樣的構想，是受到藏傳佛學院的做法之啟迪。（如格魯派佛學院需修滿15年才有資格考取考取格西學位，至于更高級的學位則需20年以上，考取最高學位甘丹池巴則需30年以上光陰）。 一位僧才的養(yǎng)成，需15年之“聞、思、修”；而一位鑒定人才的養(yǎng)成，同樣需要常年累月的理論和實踐的積累，因為文物鑒賞雖是世俗的學問（世諦），但其教學內(nèi)容之廣博淵深卻在其它一般學科之上，故非十年以上之功，未能克成筑基之業(yè)。
然而從此篇報道的內(nèi)容看，我難免又覺有不容樂觀之處，如曰“據(jù)有關人士透露,‘青少年古玩文物鑒賞修養(yǎng)班’分玉器、瓷器和書畫三類,全都由南京博物院的專家親自授課,而授課形式也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絕不是‘紙上談兵’。專家們不僅會給孩子們講解古玩鑒賞的基本知識,還會把孩子們帶到南京博物院的展廳現(xiàn)場看文物,甚至庫房文物都會讓孩子們現(xiàn)場觀賞。”其一，清一色的館院派專家授課，不可避免導致學生產(chǎn)生“偏食”現(xiàn)象。這幾年對于館院派專家在文物市場上表現(xiàn)的局限乃至無能業(yè)界已經(jīng)有不少中肯而尖銳的評論。為什么不考慮同時也邀請“市場派”專家？其二，僅僅觀看館藏品夠嗎？為什么不帶學生到市場上“練眼”？只看真品，不看贗品，則不排除將來培養(yǎng)出跛足鑒定家的可能。因此，我對此報道的贊賞，只限于標題本身，對其內(nèi)容則不能不說有重大遺憾焉。
　
6月2日 星期 一
清代督窯官奏折選讀（三十一） 唐英奏折
　
次色瓷器變價銷售不能年清年款折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奉宸宛卿管理九江關務奴才唐英謹奏：為次色瓷器不能按年銷售變價，銀兩不能年清年款，奏明恭請圣訓事。
竊照江西窯廠燒造瓷器，每年選落次色器皿，于乾隆七年按照燒造成本估計，即在本處變價。所得變價銀兩，例應按年解送內(nèi)務府，年清年款。惟是選落變價器皿，名雖次色，究系官窯瓷件，釉料既高，工價亦倍，非比民間常用器皿易于銷售。奴才前一任管理窯務，承辦變價次色，自乾隆七年起至十四年調(diào)任粵海關止，此八年內(nèi)變價次色器皿，不能按年銷售，以致變價銀兩不能年清年款。遲至乾隆二十一年，始將奴才前一任內(nèi)次色變價銀兩完繳清款訖。
所有奴才由粵海關復調(diào)九江關，自乾隆十七年至今應行變價次色器皿，又已積下四五年。伏查次色器皿，悉系動支錢糧燒造，則變價銀兩，即與正項錢糧無異。今因各器不能按年銷售，以致變價銀兩不能年清年款。奴才目擊實在情形，夙夜實深惴懼，又不敢因循坐視，遲誤錢糧。為此繕折奏明，恭請皇上教導。謹奏。
　
朱批：內(nèi)務府大臣議奏。
裴按：此則可與乾隆八年《請定次色瓷器變價之例以杜民窯冒濫折》參閱（http://www./ge-gu-riji40.htm）。此奏折再次證明，次品官窯器在乾隆間的處理方法是在景德鎮(zhèn)當?shù)匕闯杀举u給民間（“按照燒造成本估計，即在本處變價”），而非“打破深埋”。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即使是按成本賣到民間，其價格也非常高昂，因為“名雖次色，究系官窯瓷件，釉料既高，工價亦倍”，所以次品官窯品當時也不便宜，且購買的人也不見得踴躍，以致造成“變價銀兩不能年清年款”的情況。也就是這些次品官窯品很難當年清當年結。奏折中透露在乾隆七年到乾隆十七年這十年間，一共才清結兩次，其嚴重積壓的情況可見一斑。不能年清的緣故我想還因為這些次品官窯存量相當大，按唐英“每歲每窯均有選落之件，計次色腳貨及破損等數(shù)，幾與全美之件數(shù)相等”的說法（唐英《請定次色瓷器變價之例以杜民窯冒濫折》），則正次各半，這百分之五十的次品官窯器可謂巨量，遠遠超過了民間市場的消化能力。
　
6月3日 星期 二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1）
官 窯 青 瓷
裴光輝
《官窯青瓷》2002年12月由福建美術出版社出版，現(xiàn)稍作修訂后發(fā)布。2008年6月1日 作者謹識。
　
一、汴京官窯·修內(nèi)司官窯·郊壇下官窯
中國從什么時候起開始有朝廷官辦窯廠，目前還眾說紛紜。但宋代政和到宣和年間（1111——1127）在都城汴京設置的“官窯”倒是可以確知的、并且是第一次以“官窯”命名的朝廷官辦窯廠的開始。
有關宋代官窯的歷史懸案實在不少，問題主要圍繞在兩大方面：一是存世（傳世和出土）官窯器本身的問題；一是宋代官窯窯址的問題。這兩方面的不確定因素很多，爭議頗大。
先說窯址。 據(jù)南宋人顧文薦《負暄雜錄》記載：“宣政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薄靶本褪撬位兆谀晏枴罢汀保v時7年）和“宣和”（歷時也7年）。中間有“重和”1年，共歷15年。這也是北宋王朝的最后15年。（宣和之后是“靖康”，即遭“靖康之變”，欽宗趙桓被擄，高宗趙構立偏安政權 于臨安——今之杭州，定年號“建炎”，此南渡政權史稱“南宋”。）所以顧文薦所載的官窯被稱為“北宋官窯”。當時的“京師”是汴梁（又稱“汴京”，即今河南開封），故又稱“汴京官窯”。如按上述文獻記載，汴京官窯實際只存在15年便隨著金人的入侵、北宋的滅亡而廢棄。
　

圖580 官窯葵瓣口折沿盤（宋）
高2.8厘米，口徑14.6厘米，底徑8.8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6月4日 星期 三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2）
宋室南渡后，在新都杭州另立官窯，我們稱之為“南宋官窯”。南宋官窯的窯場先后設在兩處。最早的文獻記載是南宋葉寘的《坦齋筆衡》：“中興南渡，有邵成章提舉后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于修內(nèi)司，造青器名內(nèi)窯。澄泥為范，及其精致，油色瑩澈，為世所珍。后郊壇下別立新窯，亦曰官窯，比舊窯大不侔矣?！备鶕?jù)這段記載，南宋的兩處官窯分別稱為“修內(nèi)司官窯”（也稱“內(nèi)窯”）和“郊壇下官窯?！?/font>
這樣宋代官窯就有三處：北宋的汴京官窯和南宋的修內(nèi)司官窯及郊壇下官窯。
　

圖581 官窯花口鋪首瓶（南宋）
高25.5厘米，口徑11.8厘米，外撇六瓣花口，六楞圓垂腹，外撇六瓣花圈足，肩部飾銜環(huán)鋪首一對。釉色粉青，蟹爪紋開片。1985年杭州烏龜山南宋官窯遺址出土。 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藏
　
　
6月5日 星期 四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3）
二、是否存在北宋官窯
汴京官窯具體在什么地方已經(jīng)無從尋找。因為汴梁入金以后，黃河水患頻仍，又經(jīng)數(shù)次黃河改道，汴京城漸被掩埋于泥沙之下。據(jù)考古鉆探所測，北宋汴京遺址在今開封市地下6米深處，又因黃河河床高懸導致開封地下水位很高，考古發(fā)掘幾乎無法進行，所以要從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汴京官窯遺址恐怕只能是個遙遠的夢想。
有人“另辟蹊徑”，提出所謂北宋官窯就是汝窯，而不存在一個所謂的“汴京官窯”。也就是否定了顧文薦“京師自置窯燒造”的說法。但以傳世汝瓷和傳世官窯器（主要收藏于臺北故宮、北京故宮和英國大維德基金會）兩相比較，二者在胎釉、造型和工藝上均有所區(qū)別，說明它們來自不同的窯口。又，提出“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的不只南宋顧文薦一人。與之同時代的葉寘也持同一說法：“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zhì)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葉寘《坦齋筆衡》）
顧文薦和葉寘都是南宋人，均去北宋不遠，他們的記載可信度應該說是比較高的。又所引文獻有兩點很值得注意：一是關于京師自置窯燒造的時間，兩人說法稍異：顧說是“宣政間”，葉說是“政和間”。這說明兩人不存在互相襲說的問題，而是根據(jù)自己的考察作出的獨立判斷，或者說明他們的結論是根據(jù)不同的資料來源。這樣的兩個結論表明汴京官窯的存世時間在南宋時已說法不一（“宣政間”可存在15年，而“政和間”最多7年，差別不?。瑫r 又表明了“汴京官窯”在南宋人那里是被確認無疑的——他們看法不同的只是汴京官窯存世的時間而不是汴京官窯的有無。第二點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葉寘《坦齋筆衡》這段話中，“汝州青瓷”與京師自置的官窯（汴京官窯）是并舉的，“遂命汝州造青瓷”的后文是“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這已經(jīng)把兩窯（汝窯和汴京官窯）的不同性質(zhì)點明了：汝窯是命燒的，是貢窯；京師窯是“自置”的，是官窯，兩者不是一回事。
雖說汴京官窯的存在難以否定，但其遺址畢竟已難以尋覓，那么南宋官窯的遺址是不是可以找到呢？
　

圖582 官窯圓洗（宋）
高6.4厘米，口徑22.6厘米，足徑19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6月6日 星期 五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4）
三、修內(nèi)司官窯發(fā)現(xiàn)于抗戰(zhàn)前，烏龜山窯是修內(nèi)司官窯不是郊壇下官窯
杭州烏龜山窯址是發(fā)掘比較早、調(diào)查比較充分的南宋官窯遺址。但它究竟屬于修內(nèi)司官窯還是郊壇下官窯是頗值得進一步探究的。但自20世紀50年代起，它逐漸被“公認”為郊壇下官窯而鮮有人提出質(zhì)疑，并在窯址所在地建立“南宋郊壇下官窯博物館”（后易名“南宋官窯博物館”）。
1996年11月，又有人在杭州鳳凰山發(fā)現(xiàn)南宋窯址，宣布鳳凰山老虎洞窯址即修內(nèi)司窯址。這個結論目前也已被大多數(shù)人接受。這樣說來，南宋政權先后建立的兩處官窯窯址——修內(nèi)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都找到了？筆者認為，先后在烏龜山和鳳凰山發(fā)現(xiàn)的南宋官窯遺址其實都屬修內(nèi)司官窯，而郊壇下官窯迄今尚未發(fā)現(xiàn)。換句話說，如今在烏龜山建立“南宋官窯博物館”的地方也是修內(nèi)司官窯遺址，而不是目前普遍“公認”的郊壇下官窯遺址。
　

圖583 官窯花口盤（宋）
高4.8厘米，口徑18.7厘米 足徑11.2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6月7日 星期 六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5）
其實早在民國二、三年間（1913——1914），烏龜山南宋官窯窯址就被人挖掘過，零星殘器、瓷片流入古董市場引起中外一些古陶瓷學者的注意。1930年以后，流入古玩市場的南宋官窯殘器、瓷片漸多，甚至出現(xiàn)完整器和窯具。開始有古陶瓷專家和愛好者前去訪古。
據(jù)1940年1月發(fā)表《賓鴻堂藏器——修內(nèi)司官窯圖解》一書作者朱鴻達先生所言，修內(nèi)司官窯遺址在“杭州江干烏龜山一帶”?？箲?zhàn)前朱鴻達曾到烏龜山勘察，發(fā)現(xiàn)了窯基和窯磚，搜集了大量瓷片和窯具，并考證此地即為南宋修內(nèi)司官窯窯址。朱鴻達將他搜集到的修內(nèi)司官窯的20件整器（有貫耳壺、雙魚洗、鵝頸瓶、鬲式爐、杯、碟、碗，甚至還有一件可稱孤品的“雪山如來造像”）以及大量殘片和窯具和烏龜山全景之圖片編成《修內(nèi)司官窯圖解》一書發(fā)表。
可惜這20件價值連城的修內(nèi)司官窯器已隨朱鴻達先生的故去而不知下落，真乃人琴俱泯，只留下這些上世紀40年代的單色印刷圖冊令人遐思和憑吊。
　
　

圖584 官窯簋式爐（南宋）
高10.5厘米，口徑17厘米。撇口，束頸，扁圓腹，外撇大圈足，頸腹部飾螭耳一對。釉色粉青，蟹爪紋開片。1985年杭州烏龜山南宋官窯遺址出土。 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藏
　
6月8日 星期 日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6）
可怪的是，從上世紀50年代以后，幾乎所有的古陶瓷專著或有關宋代官窯的專論都不見有人提到朱鴻達其人其書。此君對中國古陶瓷研究實有貢獻，是晚清以來以近代科學眼光研究中國古陶瓷的先驅(qū)者之一。而其人居然湮沒無聞，殊不應該?，F(xiàn)不妨摘錄近人鄒安謹?shù)囊欢挝淖忠砸娖湟话撸?/font>
朱君鴻達法律專家也。富著作兼攻金石、陶瓷之學，數(shù)十年如一日。首創(chuàng)陶瓷分治之說，謂陶自陶，瓷自瓷，不能合而為一。蓋朱君所著之古瓷圖錄□（該字不清，似為“確”字）認瓷自漢始也。余于金石古陶略有所見，而瓷則自居門外。朱君嘗謂治瓷者約分為三派：一文字，二實驗，三以科學方法。合三派而一之庶幾有□（該字不清，似為“濟”字），故每聞有古窯基發(fā)現(xiàn)，必躬往考察。遠自山西、河南，近如龍泉、上林湖及本郡官窯，一一審定色質(zhì)，化驗成分，并瓷片、窯具而辨別之……
（鄒安謹《修內(nèi)司官窯圖解序》）
這里所引雖短短一二百字，但一位嚴謹而有創(chuàng)建的學者形象已躍然紙上了。從這段引文中，我們看到了朱鴻達先生有幾點創(chuàng)見：一、提出“陶、瓷分治”；二、認為中國瓷器出現(xiàn)于漢代（已被后來的考古發(fā)掘所證實。這在上世紀30年代可謂卓識遠見?。?；三、是將文獻、考古實踐和科技方法（鄒文曰“科學方法”）三者融合為一的治瓷方法。
　

圖585 官窯葵口碟（南宋）
高2.5厘米，口徑14.4厘米 葵瓣口，淺弧腹，大圈足。釉色灰青，蟹爪紋開片，外底有支釘痕五處。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藏
　

圖586 官窯暗龍紋圓洗（宋）
高5.6厘米，口徑19.5厘米，底徑12.3厘米 唇口，淺直腹，平底，矮圈足。釉色粉青，金絲鐵線開片。天津藝術博物館藏
　
　
6月9日 星期 一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 （7）
在朱鴻達考察烏龜山前后，還有中央研究院周仁曾三次前往調(diào)查和試掘，除確認烏龜山為修內(nèi)司官窯所在地，還在萬松嶺采集到一些官窯瓷片。（見《中央研究院二十年度總報告》）
20世紀40年代，有日本人米內(nèi)山庸夫、小山富士夫前往烏龜山勘察，也發(fā)表過專論。奇怪的是這些三、四十年代的調(diào)查、研究和結論在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卻被推翻了：現(xiàn)在幾乎所有學者都認為，烏龜山一帶發(fā)現(xiàn)的窯址是郊壇下官窯窯址而不是修內(nèi)司官窯窯址。持此結論者也都對朱鴻達、周仁等先生的調(diào)查研究成果只字未提。這其中的奧妙，我想具備近現(xiàn)代史知識的讀者應該能推知一二。20世紀50年代以后政治意識形態(tài)對學術的干擾是空前的，“資產(chǎn)階級學者”在“解放前”的學術成果怎么可以“拿來”為“無產(chǎn)階級的科學研究”所繼承？加上“馬列主義學者”或經(jīng)過“洗心革面”從“資產(chǎn)階級陣營”轉(zhuǎn)化而來的“新中國學者”個人的一些 得失算計，因此“另辟蹊徑”“倡立新說”實在是不但保險而且對己有利的做法。而為了維護自己“新說”的權威，又不得不屏蔽舊時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幾經(jīng)算計 ，指鹿為馬的“公認”結論就這樣誕生了。
雖然1956年和1985年先后兩次對烏龜山窯址作了進一步發(fā)掘，均發(fā)現(xiàn)有瓷片、窯具和窯爐，后一次發(fā)掘還發(fā)現(xiàn)有作坊遺址，但這兩次發(fā)掘都沒有直接證據(jù)證明這里是郊壇下官窯遺址，然而“郊壇下官窯”的認定依然被沿襲下來。尤其是1985年的發(fā)掘在“取證無果”的情況下，依然將此處再次認定為郊壇下官窯遺址，這更令人遺憾。因為20世紀80年代乃“思想解放”的年代，政治意識形態(tài)侵入學術空間的陰霾已經(jīng)不如從前，過去在“政治掛帥”下產(chǎn)生的錯誤觀點都在“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的學風普遍被中國學術界所尊崇。這樣的學術背景下，為什么還要堅持沒有證據(jù)支持的、根本不能成立的結論？這主要是官方的學術主持人還是過去主張郊壇下官窯的舊人，而在中國這個畸形的社會，維護個人或集團的學術權威甚至比實事求是學風的實行更為重要。之前是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其后是各種功利和物質(zhì)利益（職位、職稱、“課題費”乃至虛無又有實惠的“名譽”等等）的捆綁。
那么我如何認定它應是修內(nèi)司官窯而不是郊壇下官窯呢？是不是朱鴻達、周仁等“舊學者”的觀點就一定正確？非也?！芭f學者”的學術成果對于我們今天的意義應該只是一個反思學術謬誤和進行學術再認識的有益材料。我們?nèi)匀灰浴皩嵤虑笫恰钡膶W風，做一番獨立的探討。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缺者補之，舊者新之，以求最大限度趨近于真相。簡言之，此處立論主要是根據(jù)文獻和實物。
　

圖587 官窯葵花口洗（宋）
高2.8厘米，口徑12.1厘米，足徑9.3厘米 花口稍侈，腹隨花口曲折斜收，平底，矮圈足。釉色青灰，金絲開片。紫口，外底支釘痕五枚。故宮博物院藏
　

圖588 官窯穿帶貫耳壺（南宋）
高22厘米，口徑長9厘米，寬7厘米。撇口，高頸，圓垂腹，外撇圈足，足墻上側挖有穿帶孔一對，頸肩部飾凸弦紋三道，貫耳一對。炒米黃釉，魚子紋開片。1985年杭州烏龜山南宋官窯遺址出土。 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藏
　
6月10日 星期 二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 （8）
首先必須弄清楚“修內(nèi)司”官署的位置。修內(nèi)司在南宋隸屬匠作監(jiān)，主要掌管皇城太廟繕修兼掌皇室用具配給。據(jù)《咸淳臨安志》載：“提舉修內(nèi)司，在考仁坊內(nèi)青平山口。”《乾道臨安志》載：“修內(nèi)司壯役指揮，在萬松嶺下。”查《南宋皇城圖》，南宋“修內(nèi)司營”在青平山西北之萬松嶺。從以上文獻記載看，萬松嶺一帶乃南宋修內(nèi)司的所在地。這是不是說“修內(nèi)司官窯”就一定在萬松嶺一帶呢？
葉寘《坦齋筆衡》說“置窯于修內(nèi)司內(nèi)”，這個“置窯”不是“建窯”之意。因為在官署內(nèi)造窯燒瓷這是不可思議的，不符常識。所謂“置窯”乃是“設置窯務管理機構”的意思。我認為既然在修內(nèi)司設置窯務管理機構，那么這個“修內(nèi)司官窯”的地址就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其一是不在修內(nèi)司官署內(nèi)；其二是又不能離官署太遠，否則又不方便管理。從這兩個條件推測，除了萬松嶺，其臨近的鳳凰山、烏龜山都可能是修內(nèi)司官窯所在地。
那么古代文獻中有沒有關于修內(nèi)司官窯窯址的記載呢？明人高濂《遵生八箋》記載：“所謂官者，燒于宋修內(nèi)司中，為官家造也。窯在杭之鳳凰山下?！迸c高濂持同一看法的還有明人王士性（見《廣志繹》）和明末清初的谷應泰（見《博物要覽》），這三位明代的博物學家都異口同聲認為修內(nèi)司官窯在“杭之鳳凰山下”。請注意“山下”一詞：山下就是山麓。鳳凰山的北麓是萬松嶺（就是修內(nèi)司官署所在地），南麓就是烏龜山。從山的形勢看，鳳凰山是一座主山，萬松嶺、烏龜山還有八盤嶺、青平山都是鳳凰山的余脈，它們構成一個鳳凰山系。所以朱鴻達等學者將烏龜山發(fā)現(xiàn)的南宋官窯窯址確定為修內(nèi)司官窯與明人高濂的記載是相符的——烏龜山正是在“鳳凰山下”（具體說是鳳凰山南麓）。
　

圖589 官窯貫耳瓶（宋）
直口，長頸，圓鼓腹，圈足，齊口貼管狀耳一對。釉色粉青，紫口鐵足。1953年上海市青浦縣任氏墓出土，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圖590 官窯盞托（宋）
高5.7厘米，口徑8.1厘米，足徑6.7厘米。斂口，鼓腹，寬托盤，下承外撇圈足。釉色青灰，開片長而疏朗。故宮博物院藏
　
6月11日 星期三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 （9）
1996年，有人在鳳凰山北麓和萬松嶺南坡之間的一個小山坳里（稱“老虎洞”）發(fā)現(xiàn)了又一處具有官窯特征的遺址，有瓷片和窯具等出土。據(jù)說還采集到兩塊用褐彩在釉下書寫“修內(nèi)司”和“官窯”字樣的瓷片。（有的學者對這兩塊瓷片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于是宣布發(fā)現(xiàn)了修內(nèi)司官窯遺址。（我認為確切地說應是“又發(fā)現(xiàn)了一處修內(nèi)司官窯，因為這不是首次發(fā)現(xiàn)，而是繼烏龜山窯址后的第二次發(fā)現(xiàn)。）
1998年5月，對該遺址開始進行正式考古發(fā)掘，清理出龍窯一座、素燒爐三座、作坊遺址一個和大量瓷片、窯具。1999年10月開始進行第二次發(fā)掘，發(fā)掘面積擴至2300平方米。兩次發(fā)掘共發(fā)現(xiàn)并清理龍窯窯爐3座、素燒爐4座、作坊基址7座、澄泥池4個、釉料缸2個、瓷片坑24個、陶車基座數(shù)個，還發(fā)現(xiàn)開采原料的礦坑多個。
從已發(fā)表的有關資料看，此處（老虎洞）遺址也是修內(nèi)司官窯窯址。因為第一，其出土的實物符合官窯特征；第二，此遺址地處鳳凰山北麓、萬松嶺南坡，也正符合明人“鳳凰山下”的記載。
我認為南宋修內(nèi)司在鳳凰山南北麓分置兩個窯場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這兩個窯場也有先后建立的可能，但都隸屬修內(nèi)司管理，至于哪先哪后，則可以作進一步考證。
　

圖591 官窯瓜楞長頸瓶（宋）
高13.2厘米，口徑3.2厘米，足徑5.6厘米。通體瓜楞形。直口，扁腹，圈足。釉色油灰，蟹爪紋開片。紫口鐵足。故宮博物院藏
　

圖592 官窯膽瓶（宋）
高14.8厘米，口徑2.1厘米，足徑5.1厘米。1952年上海市青浦縣任氏墓出土，上海博物館藏
　
6月12日 星期四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 （10）
　
四、郊壇下官窯至今芳蹤未尋
對于目前“公認”的認為烏龜山窯址是郊壇下官窯的說法，我認為很值得商榷。我質(zhì)疑的主要依據(jù)是：郊壇（即圓壇）和烏龜山不是同在一處。南宋郊壇在皇城外（慈云嶺西南），烏龜山在皇城內(nèi)（鳳凰山南麓），兩者相距甚遠，方向也不一。（可查閱《臨安志》及其附圖）
南宋葉寘說“后郊壇下別立新窯?！保ā短过S筆衡》）這表明這座“新窯”（即郊壇下官窯）是建在郊壇下的。請注意葉寘對修內(nèi)司官窯和郊壇下官窯的不同文字表述：一個是“置窯于修內(nèi)司”；一個是“郊壇下別立新窯”。這里“置”和“立”是有區(qū)別的?！爸谩痹O置機構；“立”是建立窯場。所以它們的對應詞也不一樣：“置”對應的是官署（修內(nèi)司）；“立”對應的是地名（郊壇下）?！爸谩焙汀傲ⅰ被ハ嗾{(diào)用如何——“立窯于修內(nèi)司”“置窯于郊壇下”——顯然欠妥。因為在官署內(nèi)建立煙熏火燎的窯場是不可思議的；同樣所置機構對應的是官署名稱，而不應是地名。所以“ 郊壇下別立新窯”其窯址一定是在郊壇下，而不會在別處?，F(xiàn)在把烏龜山窯址定為“郊壇下官窯”顯然是把南宋皇城內(nèi)的烏龜山和城外的郊壇混為一談了。
實際上也沒有任何古代文獻有“新窯在烏龜山”的記載，更沒有“郊壇下官窯在烏龜山”這種違反空間邏輯的說法。因為“郊壇下”與“烏龜山”同為地名，且不在同一處。
　

圖593 官窯貫耳壺（宋）
高23厘米，口長8.3厘米，口寬6.6厘米。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圖594 官窯四足斗式方盆（南宋）
高7.8厘米，口長14厘米，口寬10厘米，足長8.5厘米，足寬7厘米。倭角折沿方口，方腹斜直下收，四角連如意云紋式盆足。釉色灰青，蟹爪紋開片。故宮博物院藏
　
6月13日 星期五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 （11）
五、汴京官窯器的特征
要說清汴京官窯（北宋官窯）器的特征，首先得做一個工作：就是在傳世兩宋官窯器中找出哪些是汴京官窯器。
汴京官窯沒有出土器物可資考察，古文獻也幾乎沒有直接對汴京官窯器作描述的材料，但文獻中卻有對南宋官窯器特征的比較直接詳細的描述。另外歷代說瓷者又有汴京官窯“類汝”（與汝窯瓷相似）的說法。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傳世官窯器進行一番排隊：先剔除元明清仿官品，再在兩宋官窯器中分出南宋官窯器，余下“類汝”者即為汴京官窯器。
　

圖595 官窯葵花口碗（南宋）
高4.4厘米，口徑11.5厘米， 足徑3.9厘米?？昕冢瑘A弧腹，圈足。釉色粉青，金絲紋開片。紫口鐵足。故宮博物院藏
　

圖596 官窯弦紋長頸瓶（宋）
高33厘米，口徑9.7厘米，盤口，直頸，扁圓腹，頸肩之間飾凸弦紋七道，足墻對挖有穿帶孔兩個。釉色月白，牛毛紋大開片。故宮博物院藏
　
6月14日 星期六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 （12）
按照這條思路，汴京官窯器特征如下：
器類有：貫耳穿帶壺、貫耳弦紋壺、弓耳扁壺、三登方壺、琮式壺、膽瓶、弦紋瓶、花插、花觚、鬲式爐、三足弦紋圓爐、橢圓水仙盆、八方盤、葵花式小碗、梅花式杯等等。
胎骨堅薄，胎色為香灰色。
釉汁瑩厚，釉色以粉青為多，其次為月白色，還有天青、翠青等色。釉面有開片紋，或疏或密，清晰可辨。
器底有支釘痕，最多九枚。
傳世汴京官窯（北宋官窯）器在器形、釉色等方面都極似汝窯器，故有人認為北宋官窯即汝窯，并不存在“汴京官窯”。其實二者在微觀方面還是有明顯區(qū)別的。（如釉色、釉泡、底足形態(tài)、支釘痕形態(tài)等等。）
　

圖597 官窯花口盤（宋）
高4.2厘米，口徑17.3厘米，足徑9.9厘米 故宮博物院藏
　
　
6月15日 星期日
裴說五大名窯：《官窯青瓷》 （13）
　
六、修內(nèi)司官窯器的特征
修內(nèi)司官窯瓷器的特征古代文獻有較詳描述。明曹昭《格古要論》說：“官窯器宋修內(nèi)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有黑土者謂之烏泥窯。 偽者皆龍泉所燒者，無紋路?！备咤ァ蹲裆斯{·燕閑清賞箋》說：修內(nèi)司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色取粉青為上，淺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紋取冰裂、鱔血為上，梅花片黑紋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所謂官者，燒于宋修內(nèi)司中，為官家造也。窯在杭之鳳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鐵，時云紫口鐵足。紫口乃器口上仰，泑（釉）水流下，比周身較淺，故口微露紫痕，此何足貴。惟尚鐵足，以他處之土咸不及此。哥窯燒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官窯之隱紋如蟹爪，哥窯之隱紋如魚子，但汁料不如官料佳耳?！?/font>
以上明人記載與考古發(fā)掘的實物大多相符。我們結合出土實物、傳世品和文獻可將南宋修內(nèi)司官窯品的特征作一番綜合描述：
器類有弦紋壺、貫耳穿帶弦紋壺、貫耳穿帶方壺、鵝頸瓶、琮式瓶、紙槌瓶、鬲式爐、弦紋三足爐、螭耳弦紋爐、貫耳觚、尊、花插等各式仿商周秦漢青銅器和玉器的陳設瓷器，還有日用的各式洗、盤、碟、碗、杯等。
其器式（口式、體式、足式）花樣很多，如有葵瓣口、菊瓣口、菱花口；有橢圓式、蓮花式、葵花式、蔗段式等一二十種。
胎骨黑灰，帶紫褐色調(diào)（朱鴻達稱“紫灰胎”），這應是摻和紫金土的緣故。有紫黑、紫灰、黑褐、黑灰、深灰等色調(diào)深淺的不同。正如文獻所說“其土紫”“濃淡不一”。
有薄胎薄釉和薄胎厚釉兩種。前者多為支釘燒，后者多為墊燒。
釉色粉青為主，其次為月白，還有灰青、炒米黃等色。按高濂的評價是“粉青為上，淺白（月白）次之，油灰（灰青）色色之下也?！?/font>
均有蟹爪紋開片。高濂認為紋路暗紅的“鱔血紋”（又稱“鱔魚血”）為上，黑色紋路的“梅花片”次之，“細碎紋紋之下也?！保▊魇榔分杏幸环N開片比細碎紋還細小的，稱“魚子紋”，高濂認為是哥窯器。）
修內(nèi)司官窯器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特征就是“紫口鐵足”。即器口釉薄處呈赭黑色。（按此特征不可作機械理解，其實大多數(shù)器物都不是典型的“紫口鐵足”。如有的器口薄釉處只略透一抹胎色，淺淺的，隱隱約約，似有還無，但其意已俱，不能說它沒有“紫口”。有的器足是裹釉支燒的，就無所謂“鐵足”。所謂“鐵足”均指露足（足端無釉）墊燒器而言。）造成紫口鐵足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其土黑紫。所謂紫口鐵足不外就是胎土的呈色罷了。二是仰燒時釉汁垂流，口沿之釉自然變薄，甚至產(chǎn)生“脫口”，顯露胎色。這兩點明代高濂已分析得十分透徹，并認為“紫口鐵足”并不足貴，只不過它的胎土跟別的窯口的胎土不一樣罷了。
高濂還向我們透露這樣一個信息：哥窯器也有“紫口鐵足”特征。這是因為哥窯和修內(nèi)司官窯“取土俱在此地”（即鳳凰山區(qū)）。這是否表明修內(nèi)司官窯和哥窯所在地相去不遠，都在杭州的鳳凰山區(qū)？而明人王士性說得更直截了當：“官、哥二窯，宋時燒鳳凰山下。”（《廣志繹》）所以當我們看到傳世修內(nèi)司官窯器和宋哥窯器在胎質(zhì)及其呈色方面有驚人的相似，以至“官哥不分”也就不足為奇了。而這條信息又為我們區(qū)別北宋汴京官窯器和南宋修內(nèi)司官窯器提供了一個重要依據(jù)：即胎土類汝者（即“香灰色胎”）為汴京官窯器；胎土似哥者（“紫灰胎”）為修內(nèi)司官窯器。
　

圖598 官窯單把杯（南宋）
高3.1厘米，口徑7.6厘米，足徑2.8厘米 安徽省博物館藏
　

圖599官窯簋式爐
高12.7厘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
　

圖600 官窯長方盆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