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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學者是一個國家文化、學術的支撐，也是理性、良知的代表。過去，中國傳統(tǒng)學者基本是幼承庭訓，學書不輟，其創(chuàng)作與毛筆相連，其書是心情與心跡的表露。但當代，大多數(shù)作家、學者不具備毛筆的書寫功能。然而，近些時間“作家手札展”、“詩人書法展”的相繼舉辦，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其古典情懷的視角。 文學與書法有重要的交互作用，文人書法作品中名家頗多、佳作紛呈，這是一個應該引起國內(nèi)文化界重視的書法文化現(xiàn)象。 中國書法藝術是國粹，圍繞書法藝術展開的有關活動創(chuàng)造出了豐富多彩而又源遠流長的中國書法文化。文人書法有著獨特的價值，自古以來，文人書法與匠人書法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認為：文人書法在很多情況下固然不如書史上的碑帖一樣規(guī)整，但因其獨特的個性、深藏的情味、別致的意趣，使之成為一種更為特殊也更具性情的書法，其藝術魅力不在一般書法家之下。古代的文學巨匠中書法大家暫且不論，現(xiàn)當代中國作家與書法文化的親緣關系就非常耐人尋味。如魯迅先生的書法蕭散中寓整飭，嚴肅中有放達，亦溫亦峻，墨趣深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最有舊時士大夫的心象。錢鐘書先生的毛筆字在流利連屬中有深婉的內(nèi)容，讀他寫給別人的長信，整幅觀之，尤有幻象吐芒、滄海生波的氣韻，仔細嚼之，則又似可品出那消愁舒憤、憂患漠漠的精神理念來。 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化名人和書法大家的郭沫若與中國書法文化有著至為密切的關系。盡管人們對郭沫若的人格或晚年言行多有批評，但我們在實事求是地探討郭沫若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關系的時候，自然也應關注他與中國書法文化的密切聯(lián)系。郭沫若對文化信息融會貫通和趨向創(chuàng)造意識是很自覺的，其成就也相當輝煌。書法文化僅僅是他不經(jīng)意間釀成的文化大餐而已。然而在這方面他卻能夠經(jīng)常給人帶來驚喜，帶來超乎現(xiàn)實政治功利的審美愉悅。他的書法作品，包括某些題字(如“黃帝陵”“榮寶齋”等)，都神完氣足、特色獨具，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當然，郭沫若的書法作品從量上看是很多的，從質(zhì)上看也參差不齊，由于時代和心境等方面的原因，郭沫若的書作與其寫作一樣，也“呈現(xiàn)出了十分紛繁的狀態(tài)：有遵命之作，有應酬之作，也有游戲之作;有用力之作，有得意之作，也有不滿之作。這些作品，有頌揚，有歌唱，有想象，有抒情，有暗示，有影射，有諷刺……”總體看郭沫若的書法藝術成就是很杰出的，而他與書法文化更多方面的關聯(lián)，還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啟示。 在20世紀中國作家中，本身是書法家的是一類，本身不是書法家的是一類，而處于這二者之間的還可視為一類。每一類中有不同的情況。如同為學者型書法家，其書法藝術成就不等就是很明顯的事實。郭沫若的書法藝術較之錢鐘書的書法藝術肯定要大些，而總體看女作家的書法藝術就比不過男性作家。 中國當代的著名作家們大都注意向其他藝術形式尋求借鑒。思果先生在《“文從胡話起，詩從狗屁來”》(《萬象》2002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文學是藝術。書畫、音樂、戲劇對文學有幫助。中國的名伶都學寫字、畫畫是有道理的。我極主張文人學唱歌、彈琴、寫字、畫畫。文學家有這些滋養(yǎng)一定得益。蘇東坡詩文、書、畫皆是頭等，黃山谷不但詩好，字也寫得好極。少年作家大可在音樂、美術方面下點工夫。我雖然不才，寫字和唱京戲倒有點修養(yǎng)。此外，我也主張人多多運動，因為寫作是要用精神的，精力太衰，任何事做不好。”文學創(chuàng)作與書法的聯(lián)系應該在思維、形式等方面還有更多的表現(xiàn)，相關的探討也有待于進一步深入。 當今社會似乎進入了“文化苦旅”時期。時世的翻新，生存狀態(tài)的漸變，塑料制品和機器操作大行其道，藝術產(chǎn)品也忙不迭地向消費靠近，藝術工具更是力圖造成種種方便，能寫幾個像樣的毛筆字的，也只是少數(shù)罷了，圓珠筆、簽字筆無孔不入。毛筆的時代過去了，但令人欣慰的是仍有一批執(zhí)守“文學依然神圣”觀念的作家和堅認“書法依然美好”信念的文人，如陳忠實、賈平凹等，他們對書法的執(zhí)著對廣大作家無疑會起到引領作用，作為“一個國家文化、學術的支撐，也是理性、良知的代表”的文人們過去是，現(xiàn)在是，將來也必然是書法文化的靈魂和旗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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