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封建

　　在“封建”一詞中，起主要作用、并需要說明的字看來是“封”字。 “建”字的本義和今義沒有太多差別，本義也是“立法、建國”之意。而之所以能“建國立法”，則在于“封”?！敖ā笔怯伞胺狻倍鴣?。但是，“封”字的最初義卻還不是后來組成固定的“封建”一詞時“帝王以土地、人民、爵位、名號賜人”的意思， “封”字開始是與“豐”同字，在甲骨、金文中狀如“植樹于土堆”的樣子，而植樹在此是為了劃界，“封”即表示“起土界”、“疆界”或者說“田界”的意思。iii 這樣看來，許慎《說文·土部》所訓∶“封，爵諸侯之土也”只是引申義，而非本義，至于《說文》緊接著說“封”字“從之，從土，從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眲t顯然還受了戰(zhàn)國之后人追述的影響。iv

古代封建的歷史記錄

　　我們想把有關文字的訓詁盡量減到最少，而直接由事來觀察，從歷史記錄來看看古代的“封建”大致是件什么事，發(fā)生在什么時候。下面我們就把古人所記的有關西周封建的主要文字分類列表如下∶(表略)

　　以上所列，主要是先秦有關西周封建的歷史記錄，秦以后文獻僅舉出《史記·周本紀》一條，以便與先秦文獻比較；所選材料除年代較早的《尚書》、《詩經》中的兩條只涉及個別封事外，其他都是較能反映全貌的材料。另外，《左傳》中還有兩條重要的涉及到封建的一般原則的材料，茲附于下∶

　　1.《左傳·桓公二年》記載晉國大夫師服說∶“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未少，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這是說的從上到下的一系列封建及依存關系?！疤熳咏▏奔刺熳咏ㄖT侯，“諸侯立家”即諸侯立卿大夫，“卿置側室”即卿立下級之卿或大夫，“大夫有貳宗”，即大夫立下級大夫或“屬大夫”。

　　2.《左傳·隱公八年》記載魯國大夫眾仲說∶“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边@里說的是天子建諸侯與姓氏的關系，也涉及到大夫的宗法世族制。

　　綜上所述，在古人看來，政治性的天子封建諸侯一事，主要發(fā)生在西周自武王至成、康這一段時間里，封建的目的是“以蕃屏周”，“為周室輔”，被分封者主要是同室姬姓及其親戚，也有功臣、故舊、先圣之后等。

　　下面，我們對一些具體的問題分別述之∶

　　封建的時代

　　古代封建究竟從何時開始？其上限應該定于何處？由于資料的缺乏，這近乎是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后儒所說的三皇五帝以來的“封建”難有確證。我們可以將這個問題縮小為∶在周代之前的商代是否就有了封建？據顧頡剛的看法，考之商朝遺下的甲骨文，至少在武丁之世已有了許多封國的事實。武丁把有功的武將封出去，封在什么地方的叫做“侯×”，象封在雀這個地方的就叫“侯雀”；封出去的兒子則叫“子×”，如封在鄭的叫“子鄭”，封在宋的叫“子宋”，那時還有分封出去的夫人，也都相應地依所封地叫“婦龐”、“婦邢”等；對一些承認商朝的宗主權的鄰國，武丁也依著它們原有的國名給一個封號，如周國就受封為“周侯”，還有“井伯”、“虎侯”等。“侯”、“伯”是他所頒的爵位，“婦”、“子”本是他的家庭關系，也就當作了爵位。顧頡剛認為，在商的后期，已經有了很完備的封建制度。v

　　我們上面所列的材料談的都是西周的封建，但由于所說的年代或者互相不盡符合，或者揆之其他經傳有不合的地方，所以容易引起一些學者對這些材料本身是否可靠的懷疑。但這些矛盾似不難解決。

　　周之封建同姓，成以為是在武王的時候，富辰以為是在周公的時候，究竟是在武王的時候還是周公的時候呢？上表中支持前說的有《史記》，支持后說的有《荀子·儒效》。但《史記》在這方面的記載頗多問題。如《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營丘?！备邓鼓陮Υ颂岢鲑|疑；當時殷地尚未大定，營丘在殷地之東，太公如何能越之而就其封國呢？又尚父、侯世歷為周輔，又如何能離開王都而就國呢？ vi 又《史記·魯周公世家》說“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谑亲湎喑赏?，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边@與上表中《詩經·魯頌》和《左傳·定公四年》的記載均不合，且周公封周，故曰“周公”，以“周公”為“魯公”，亦謬。vii 所以，上兩例的齊、魯之封看來不是發(fā)生在武王的時候，而是發(fā)生在周公成王的時候。而《尚書·康誥》中的康叔之封也是在成王之世。

　　這并不是說要把西周封建之事都系于周公、成王之世，而只是說，西周封建諸侯看來主要是在這一時期。在這之前的武王之世和在這之后的康王之世亦有封建，只是比較起來較少罷了。所以，富辰之說要比成之說要更接近事實一些，而祝駝說武王、成王“選建明德”，王子朝說武王、成王、康王“并建母弟”則更為全面。viii 崔述說封國乃“陸續(xù)所封”，不能“概謂之武王”，也不能“專屬之周公”是對的。ix 錢穆把周人的封建分為兩期∶第一期是武王克殷之后的分封；第二期是周公東征，平定武庚、三監(jiān)之亂后的分封，并認為封建大業(yè)即于此完成。x 許倬云則根據《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中“康王息民”，以及1976年新出土的史墻盤中說康王厘定了各處的疆土等材料認為∶周人的封建大致在成、康之世完成，xi 把大規(guī)模的封建的下限再往后延伸到“康王之世”。杜正勝則更進一步認為，封建不止一次，兩次，可能是多次。xii

　　周王的封建諸侯究竟在何時完全結束？這也是一個不易準確判定的問題。許倬云認為∶封建事業(yè)屬于周初建國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在后世仍繼續(xù)推廣進行的常制。xiii 童書業(yè)也認為∶天子建國，主要是周初的事情，其后天子的親族越來越多，可分封的土地卻越來越少，就無法再往外分封，只能封為“內諸侯”、“王室大夫”，有的甚至下降為“士”。xiv 無論如何，即便后來仍有一些零星的封建，大規(guī)模的政治封建可以說在成康之世已經結束了。封建社會的持續(xù)和維護并不需要靠不斷的封建來維持，恰恰相反，封建本身就意味著某種一次性，封建諸侯的生存要以至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維護這種初始的一次性為條件。所以，政治封建僅僅發(fā)生在周代初期并不會影響整個西周以至春秋封建社會的性質。至于后來興起的社會性的、下層的自我“封建”如何上升，乃至于最后成為政治封建以及整個封建社會解體的因素，則又另當別論。

　　封建的起因和目的

　　上表所列周初封建諸侯的目的都是“以蕃屏周”，“為周室輔”，《左傳·定公四年》還說到“以尹天下，于周為睦”?！蹲髠鳌ふ压辍方又耙赞林堋币徽Z之后是∶“亦曰∶‘吾王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后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贝奘鼋忉屵@段話的意思是∶“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見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后安享之，以為祖、父之德而吾獨享之，于心不自安，故分其祿而與諸父兄弟共之?！?/SPAN>xv 這一解釋純從成王個人內心的不安去解釋封建成因，不僅太理想化，也低估了當時實際上四方仍然“未靖”的局勢。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從周革殷命后新創(chuàng)的立子立嫡制，宗法制去解釋封建的產生，其思路大致是這樣的∶殷以前無嫡庶之制，王位一般是兄終弟及，商成湯至帝辛30帝，以弟繼兄有14帝，而周代則確定了傳子之制，并由傳子之制而生嫡庶之制；即不以賢，而以嫡子中的長子繼位，此制的目的在于息爭。因為賢由人定，嫡長則由天定，“任天者不爭，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由這一繼統(tǒng)法就產生宗法制∶以嫡長子資格繼承王位的天子是大宗，嫡長子的同母弟與庶母兄弟則被封為諸侯，是小宗，諸侯在其國內對卿大夫亦是這種大宗對小宗的關系，小宗都要拱衛(wèi)大宗，諸侯要拱衛(wèi)天子。這樣，封建制的產生就是“嫡庶制---->宗法制---->封建制”這樣一種遞進的關系。封建制可確立天子的尊嚴，君臣的名分，天子再也不只是諸侯之長而是諸侯之君，這就把“尊尊”與“親親”結合起來了，能使天下穩(wěn)定，周室國運長久。天子、諸侯都是世襲，這是為了穩(wěn)定，卿大夫、士則不世襲，這是為了“賢賢”。世卿是后世之亂制而非周初之定制。也就是說，這是使“尊尊”、“親親”與“賢賢”進一步結合起來。在王國維看來，周初立法圣人如周公等，并不是沒有一姓福祚之念“存于其心”，但他們深知“一姓之福祚與百姓之福祚是一非二”，而“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所以，周室的國運長久和天下的穩(wěn)定太平是可以統(tǒng)一起來的目標。封建及所由生的宗法、嫡庶之制都是為此而設，周代新制度的目的就在于“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團體?！?/SPAN>xvi

　　王國維此說雖然已經注意到促成封建之客觀的方面，注意到一姓之利與天下之利有相合的一面，但還是過份拘泥于“周公制作之本意”的傳統(tǒng)觀念，過份強調其中個人道德的意向。錢穆在其《國史大綱》中對此提出批評說∶王國維此說頗嫌看史事太松弛，不見力量，只把天下依著家庭的關系隨宜分割，無當于周初建國之嚴重局勢，只是一種隔絕史實的空想而已。xvii 錢穆的批評是有道理的。王國維抉發(fā)出傳統(tǒng)政制一種隱藏的、合理的精神，但此精神與其被理解為個人自覺的主觀道德意圖，不如被理解為一種客觀的合理性、客觀的合目的性，并且，他所描繪的圖景不免過于理想化了，揆之以周初事實，多有不甚相合之處。王國維最好地表現了一種傳統(tǒng)社會的理想，但這種理想與其說是春秋戰(zhàn)國之前社會的理想，不如說是在這之后的社會理想。盡管周人的創(chuàng)制依然是偉大的，但其原由卻往往是客觀形勢逼迫下的應對，而并非如王國維所描述的那樣是主觀上的深謀遠慮和充滿道德色彩。那些創(chuàng)造或改變歷史的人們常常并不理解他們的行動的深遠意義。柳宗元說∶“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循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SPAN>xviii 這是講的周以前的許多“諸侯”不能廢，周有可能做的只是改變封號，重新籠絡到自己靡下而已?！叭А薄鞍税佟?，雖非確數，但可想數目甚多，那時的“諸侯”還很難說是成型的國家，大概只是一些氏族、部落而已。周人的創(chuàng)造性在于大封同姓和姻親，使封建與宗法結合，并且，中央和地方諸侯一起努力在政治、文化上真正走向創(chuàng)設完整意義的邦國，而這又是當時嚴重的局勢所致。周人由西陲一個原先政治文化不甚發(fā)達的部族而要取代歷史悠久和文化繁榮的殷商，又面對殷人的叛亂和內部的分裂，不能不牢結親族紐帶而一致對外，對其他部族能籠絡之就籠絡之，能威服之就威服之，所以說真正的封建國家制度起于周代亦未曾不可。

　　這里需要提到的一點是∶經濟的發(fā)展在此對西周大舉封建似乎并不起決定性的孕育和催生作用。張光直根據近年的考古發(fā)現指出，夏、商、周三代文化在物質上的表現，其基本特點是一致的。三代考古遺物所顯示的衣食住一類的基本生活方式都是一樣的，三代都以農業(yè)為主要生業(yè)，以粟黍為主要作物，以豬狗牛羊為家畜；衣料所知的有麻，絲；在建筑上都是茅茨土階， 以夯土為城墻與房基。xix 中國與西方不同，其資源（文明）的最初聚集，是通過政治手段（國家社會）而不是技術突破來實現的。我們在中國這幅圖景中所看到的，是政治文化對資源分配的首要作用。xx 財富積累須首先憑藉政治權力的行使來實現，而政治權力在中國的成長，又為幾個有內在聯(lián)系的因素所促進，它們是∶親族層序系統(tǒng)，統(tǒng)治者的道德權威、武裝力量，借助祭祀、藝術和文字等手段對神與祖先溝通的獨占等等。xxi 從張光直的研究我們可以推論出，在古代中國，一種“文化---->政治---->經濟”的作用過程似乎要勝過相反方向的作用過程。精神文化與價值體系在古代中國比在古代西方起了更大的作用，這一初始的差別，無疑深刻地影響到了后來中西歷史發(fā)展的不同路徑。

　　受韋伯（M．Weber）的影響，xxii 魏特夫(K．Wittfogel）認為“治水社會”是中國古代專制國家的社會基礎。xxiii 賴德懋（O．Lattimore）也以為封建制度的發(fā)展，與所謂“治水的東方式農業(yè)”有關。xxiv

　　許倬云則提出∶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國，分遣其人眾以控御四方，但封建制度的建立，并不與生產工具的改變相伴隨。周初生產工具基本上與商代的生產工具處在同一水平。西周分封，北至燕，南至漢上，西起渭域，東極海濱，農業(yè)與給水關系隨處而不同，至今典籍與考古資料，都未見有水利設施。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為了軍事與政治的目的，頗不必用經濟發(fā)展的理論當作歷史演化過程中必經的一環(huán)。xxv

　　分封的基本情況

　　這些情況包括受封國，所封物等等。下面我先根據顧棟高的“春秋列國爵姓及存滅表”， 按列國之姓作一數量上的統(tǒng)計（按數目多少大小排列，為節(jié)省篇幅，同樣數量的姓列在一起）∶xxvi

　　以上總共是24姓，130國，另加無姓或不知姓的74國，總共是204國。雖然這些“列國”并不一定都是周初所封之國，但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拿這些數字與前表所列的《荀子·儒效》對照，則在總數上超過不少，但這里的53個姬姓之國卻與《荀子·儒效》的“姬姓獨占五十三人焉”相符，與《左傳·定公四年》所說的姬姓共“五十五”國也相當接近。從這些材料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初步結論∶西周封建主要是封建母弟和同姓，封建制與宗法制確有相當的重合。而高居第二的姜姓，還有位居第五的姒姓，以及媯姓，任姓，都是周室的姻親。與歐洲的封建相比，西周的封建確實有著濃厚的“親親”色彩，等級差別主要體現在部族之間。何茲全如此描述這種不同部族間的關系∶“被周人征服的商族和其他族，不是奴隸，也不是農奴，他們是井田制下身份低一級的勞動者。用現在的話說，周族人是一等‘公民’，他們是二等‘公民’?！?/SPAN>xxvii

　　周初的封建主要是授土還是授民？我們習慣的觀念是天子“裂土分封”，分封主要是分封疆土。但這里可能是以周秦后世的封建去比附最初的封建了。傅斯年曾指出西周封建與西漢封建的差別，認為西周的封建是開國殖民，不僅意味著地域，還意味著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而西漢的封建是割裂郡縣，這時的所謂封建只是一地理上的名詞。xxviii 我們可以想見周初時候的中國，周人面對的是一片廣闊，蠻荒的土地，那里不僅野獸出沒，還生活著并不一定友善的當地土著或者仍懷亡國之痛的殷商舊族。所以當時的封國就決非后世的封國那樣可以安享現成，而是要篳路襤褸地去開基立業(yè)，所以，當時的授土大概只是劃定一個大致的范圍，首先在這個范圍內建立都城以及一些重要的據點，然后再慢慢地聯(lián)點成片，最后蔚為大觀，這當然也就賦予分封的各方諸侯以相當大的自主權力。當時各國的疆域都不甚相接。顧棟高有《春秋列國不守關塞論》，俞正燮有《越國鄙遠論》，都說明周時地廣人稀，殆至春秋，列國之間仍有不少荒野鄙地。春秋時往往一用兵即直搗國都，也是以此。xxix 由于疆域不太固定，曠地尚多，所以徙封也是經常發(fā)生的一種現象。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曾列了二十個曾經遷徙的國家，陳則進一步找出顧表未說遷而實遷，且有曾經數遷而距離也甚遼遠者，又有七十一國之多。幾乎有名的周初姬姜諸國如魯、衛(wèi)、燕、吳、申、紀等都曾遷過國，遷徙的距離動輒數百里，有時甚至千里以上。xxx

　　鑒于周初封建所面對的這種情況，得人就要比得地更重要了，或者說只有得人方能真正得地，只要得人才能真正開拓和守衛(wèi)所封疆土。所以，我們從《左傳·定公四年》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分賜給魯公、康叔、唐叔的不僅有地域、禮器、寶物、法典，還有可供服役的部族∶分給魯侯伯禽的是六族殷民；分給衛(wèi)侯叔封的是另外七族殷民；分給晉國叔虞的是懷姓九宗。而要組織管理這些部族，這些諸侯肯定還要帶上一批自己的同族人，他們必須依靠這些國人，來懷柔和威服殷族和土著。

　　授民的情況亦可以從大盂鼎、周公彝等金文資料中得到證明。許倬云據此指出∶至少在周初，分封制度剛開始發(fā)展的時候，諸侯封建“封人”的性格強于“封土”的性格，授民比授土更重要。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編組，每一個封君受封的不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領了不同的人群。楊希枚認為古代賜姓制度，實際是分封民姓、族屬，與“胙土”、“命氏”合為封建三要素。其中“賜姓”是賜服屬的人民，“胙土”是分配居住的地區(qū)，而歸結為“命氏”，其中又包括給予國號（如“魯”、如“宜”），告誡的文辭（如“康誥”）以及受封的象征（如各種服飾禮器）。xxxi 只是到后來隨著城邑的發(fā)展，授土才漸漸變得比授民更重要。

　　西周的封建在最初的時候較多地帶有一種武裝開拓和殖民的性質，但由于這種殖民并不單純是征服和掠取財富，而主要是在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和生活形式，融合一個新的族群，發(fā)展和擴散華夏文化，所以，提出封建之初的這種殖民性格雖然是正確的，但據此否定封建制度本身及其意義則是不合適的。xxxii 封建制度并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逐漸生長、逐漸成就的。

　　天子對諸侯的封建建立了一種等級、名分的依存關系。在此，我們不想細致地探究諸侯之間的爵位、名號和疆域大小之間的差別，這首先因為這些問題不是我們的興趣所在，我們主要關心的將是社會整個上層與整個下層，或貴族階層與庶民階層之間的社會距離與流通渠道，我們想集中注意于社會這兩大階層的那一連接點，而非貴族或庶民內部的細致區(qū)分。其次，我們想把握的只是封建制的主要事實，而在周代是否存在嚴格的五等或三等爵以及相應的疆域大小的問題上，存在著許多的爭紜，甚至引起了一些學者對整個封建制的懷疑?！抖Y記·王制》、《周官·大司徒》等歷史文獻對封建諸侯的爵位、等級說得很鮮明整齊，但越是鮮明整齊的東西其實越是容易引起懷疑，因為事實一般并不可能如此鮮明整齊，所以，這種整齊往往只是紙上的整齊，是后人一種富于理想的剪裁和整理。然而，這種整理又不會全然事出無由，而是常常有某些事實作為基本的依據。所以，我們也許可以采取這樣一種態(tài)度∶若求準確，則“查無實據”，若求籠統(tǒng)，則“事出有因”，即信其大概而不必拘泥于某些細節(jié)是否準確——尤其是在缺乏歷史證據的情況下。所以，在對爵位的解釋方面，我覺得我們采取顧頡剛的說法是比較適合的，xxxiii 而象先儒那樣虔信《王制》或《周官》，或者象有些學者那樣因諸侯爵位稱呼甚亂就否定封建制的存在都是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