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為何太宗戴了綠帽子，不對李治、武則天有所行動呢？假若我們拔高此事之意義，而從社會風(fēng)氣、社會心態(tài)以及政治動向三方面加以考察，則可明了個中緣由。

文章摘自《浙江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7年03期 作者：盧向前 原題為《武則天與劉洎之死》

　　武則天嘗為唐太宗之才人，后又為唐高宗之皇后；當武則天為才人時，宰相劉洎在貞觀十九年(645)年底即已被唐太宗賜死。以此而言，武則天與劉洎之死似乎風(fēng)馬牛不相及。但筆者近日得讀史籍，頗疑劉洎之死與武則天及太子李治之曖昧關(guān)系有涉，其事雖是宮闈秘事，但又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狀態(tài)不無關(guān)系，于是抉隱發(fā)微，撰成此文，求教大方，以助譚興云。

　　《資治通鑒》卷二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條稱：

　　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勛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后庭，譽重椒，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之內(nèi)，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圣情鑒悉，每垂賞嘆，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為皇后。”

　　陳寅恪先生曾稱高宗此詔以武比于西漢“配元生成”之王政君，“欲蓋彌彰，事極可笑”。但實在的，高宗之詔，似乎并未掩飾其與武則天之關(guān)系。“宮壺之內(nèi)，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當然是高宗對武則天當時情狀之評價，此自不待說。然詔中“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句，似指高宗為太子時太宗父子兩人關(guān)系，其間要表達的是一種眷眷之情、拳拳之心，但聯(lián)系下文，“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初看似指高宗侍從太宗，這當然也說得通，但細細推敲，卻未始不含有武則天與李治兩人兩情相悅之關(guān)系：高宗因太宗之慈愛而得武則天之“侍從”，得武則天之侍從而兩人“弗離朝夕”，以至于“圣情鑒悉，每垂賞嘆”。因了這樣的關(guān)系，最終“遂以武氏賜朕”。依此而言，太宗在世的時候，武則天對于李治的侍妾關(guān)系便已經(jīng)確定下來，不待武則天之第二次入宮也。

　　但是，對于這樣的關(guān)系，或許有“為尊者諱”的意思在里面，一些記載便也語焉不詳，如《舊唐書》卷六《武則天皇后紀》載：“初，武則天年十四，時太宗聞其美容止，召入宮立為才人。及太宗崩，遂為尼，居感業(yè)寺。大帝于寺見之，復(fù)召入宮，拜昭儀。”《新唐書》卷四《武則天紀》稱：“太宗崩，后削發(fā)為比丘尼，居于感業(yè)寺。高宗幸感業(yè)寺，見而悅之，復(fù)召入宮，久之，立為昭儀，進號宸妃。”武則天居感業(yè)寺為尼，高宗“于寺見之”、“見而悅之”，則似乎兩人偶爾得見，僅為邂逅。其潛臺詞便是，兩人事先根本就沒有什么特殊關(guān)系存乎其間——這當然不是歷史的真相。

　　《唐會要》與《資治通鑒》的記載稍微客觀一些，《唐會要》卷三《皇后》條稱：

　　高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正月立為皇后，六年十月十三日廢為庶人。

　　天后武氏，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士女有才貌，召入宮以為才人。時上在東宮，因入侍，悅之。太宗崩，隨嬪御之例出家為尼感業(yè)寺。上因忌日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潛然。

　　時蕭良娣有寵，王皇后惡之，乃召入宮，潛令長發(fā)，欲以間良娣之寵。

　　這樣的記載雖使人有疑似之惑，但高宗、武則天兩兩相見，“武氏泣，上亦泣”，或“武氏泣，上亦潛然”，總能說明兩人曾經(jīng)有過交往，而使人讀來以《立武后詔》中之語為事實。而《資治通鑒》的記載亦略同。

　　那么，李治和武則天關(guān)系的確立在什么時候呢？據(jù)《立武后詔》所說，當然是在太宗在世之時，亦即李治“昔在儲貳”之際。但我們能夠把這一時間說得更確切一些。宋人程大昌所撰之《考古編》卷一○“立武后”條稱：“高宗欲易置中宮，顧命大臣合力竭諫，皆不之聽，竟廢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于世間公議，若略無畏憚?wù)咭印Ｈ黄淞⒃t曰：‘武氏往以才行，選人后庭，譽重椒鬧，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故(筆者案：政字之誤)君之錫，已經(jīng)八載；必能訓(xùn)范六宮，母儀萬姓?？闪榛屎蟆?#8217;”

　　此記載與《資治通鑒》可互相補充而成相對完整的文字：“武氏門著勛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人后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壺之內(nèi)，恒自飭躬；嬪嬙之間，未嘗迕目；圣情鑒悉，每垂賞嘆，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之錫，已經(jīng)八載；必能訓(xùn)范六宮，母儀萬姓?？闪榛屎?。”是詔完璧與否，我們已無從知曉，而引起我們注意的則是《考古編》中“事同政君之錫，已經(jīng)八載”之語。

　　據(jù)《資治通鑒》，唐高宗《立武后詔》頒于永徽六年(655)十月，以此往前推八年，則為貞觀二十一年(647)十月以前[相隔八年為貞觀二十年(646)]。也就是說唐太宗把自己的才人武則天賞賜給其子李治，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五月死前兩年，或許竟在三年之前。

　　而恰恰在貞觀二十年，我們看到了武則天和李治廝混所具備的時間條件?！杜f唐書》卷八○《褚遂良傳》稱：“(貞觀)二十年，太宗于寢殿側(cè)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當貞觀二十年之時，唐太宗竟然在寢殿之側(cè)，“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不令往東宮”。這就是《立武后詔》中“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之注腳。當時，李治虛歲十九，武則天年齡稍長一些，但約略相當②。妙齡男女，同處一地，做些出軌之事，亦在情理之中。而唐太宗竟因此而將武氏賞賜于太子李治，則其社會開放程度可為高矣。

　　相對于唐太宗的豁達大度、唐高宗的開放大膽，褚遂良的態(tài)度則顯得吞吞吐吐。據(jù)其所諫之疏，看似以君臣大道之禮儀立論，但其中亦當含有提醒太宗在飲食男女方面應(yīng)該防患于未然之意，而太宗亦竟聽從了褚遂良之諫。

　　但是，李治與武則天的這種暖昧關(guān)系的發(fā)生，確在此時么？筆者以為，貞觀二十年左右之際，只是事件發(fā)展的一個階段，其“狐媚偏能惑主”狀況的最初發(fā)生，大約還要更早一些，具體地說，就是在貞觀十九年唐太宗征遼，而李治留守定州之時。于是我們就要導(dǎo)入劉洎之死與武則天的關(guān)系問題了。

　　關(guān)于劉洎之死，千百年來，眾說紛紜，其關(guān)鍵在于對《舊唐書》卷七四《劉洎傳》下段記載之看法：

　　太宗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jiān)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愿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fā)，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誡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fā)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圣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

　　“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zhí)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并令屬吏。云云。

　　此段文字據(jù)《資治通鑒》所稱，乃為《實錄》之記載，但古人的著眼點多在褚遂良是否“誣奏”上，司馬光以道德人品立論，兀自不信“忠良正直”的褚遂良竟有誣告之勾當?！顿Y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十九年十二月條《考異》稱“此事中人所不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zé)o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于遂良耳云云”。而宋人孫甫、蘇軾亦有同樣的看法。

　　現(xiàn)代人的著眼點與司馬光輩大有不同，他們往往從政治大局出發(fā)來看待褚遂良是否譖殺劉洎的問題。比如呂思勉先生就指出褚遂良譖誣劉洎為事實，而唐太宗殺之自有別故；汪先生提出太宗之所以殺劉洎在于“劉洎與李治素不同心”，而褚遂良則投合了太宗顧忌心理，于是劉洎不得不死；王元軍先生發(fā)揮了汪先生的觀點，針對各家以為許敬宗借修《實錄》之機而誣蔑褚遂良的說法，提出貞觀十九年的《實錄》并非許氏所修，而褚遂良譖殺劉洎應(yīng)是事實，褚遂良之所以有這樣的舉動，原因還在于劉洎不利于李治的順利接班。

　　司馬光等人的觀點顯然不對，當政治斗爭尖銳復(fù)雜時，人們的是非曲直觀念并不能僅僅以人品道德標準來衡量，如褚遂良，依《舊唐書》卷六○史臣所言，他非但誣陷了劉洎，而且對吳王恪、宗室李道宗也下了手。以此而論，汪等先生從政治著眼的觀點自是棋高一著，褚遂良實在有誣告劉洎之動機與目的。

　　但筆者以為，政治因素只是根本原因，在太宗誅殺劉洎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還有一些直接原因：征遼失敗，使太宗有發(fā)泄的對象，這原因不言自明；而另一個原因則千百年來均未曾引起過人們的注意，那就是太子李治與太宗后宮嬪妃相廝混，其中便包括才人武氏。李治與后宮廝混這樣的宮闈秘事當然不能公之于眾，但太宗與褚遂良君臣也只是心照不宣，馬周先是證褚遂良之偽、辯劉洎之誣，但一旦風(fēng)聞劉洎案與世民李治父子爭風(fēng)有關(guān)，也只能是緘默不語了。

　　李治與太宗后宮廝混純屬宮闈秘事，直接的證據(jù)我們只能提出武則天，其他的蛛絲馬跡倒還有一些。《舊唐書》卷七九《李淳風(fēng)傳》稱：

　　初，太宗之世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后，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淳風(fēng)，以訪其事。

　　淳風(fēng)曰：“臣據(jù)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nèi)，從今不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殲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fēng)曰：“天之所命，必?zé)o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無辜。且據(jù)上象今已成，復(fù)在宮內(nèi)，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于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fù)生，少壯嚴毒，殺之立讎。若如此，即殺戮陛下子孫，必?zé)o遺類。”太宗善其言而止。

　　此段所記李淳風(fēng)議論，純?yōu)橘濏炂浜蒙拢瑢嵲谛瓮従?，但在迷信的外表下，揭示的卻是李治淫亂后宮的事實。觀李淳風(fēng)“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nèi)”，且“已是陛下眷屬”，即可略知一二。尤可注意者，為太宗之言，“疑似者盡殺之”，說明太宗當時還不知道具體對象。《舊唐書·劉洎傳》云：“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并令屬吏。”由此我們大約可以知曉劉洎“欲有所奏”的是什么內(nèi)容，而“憲司不與”紙筆，恐怕也不是他們自作主張。當然，在這個時候，太宗還是不知道具體對象，他的震怒也是必然的了。

　　實際上，劉洎應(yīng)該擔(dān)負有監(jiān)察李治之責(zé)任?！顿Y治通鑒》卷一九七貞觀十七年(643)閏六月條稱：“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中書侍郎兼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疏遠賢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示，當來告我。’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zé)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轂州刺史。及承乾敗，秋七月辛卯，復(fù)左遷正倫為交州都督。”。杜正倫負有監(jiān)督之責(zé)，因其漏言而左貶，此其治罪尚輕。而劉洎當與杜正倫一樣，亦負有監(jiān)察之職任，于是便有太宗所說的“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之語。劉洎監(jiān)察不力，出了如許大事，其死亦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