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彩陶

    懸疑一:中華文明是來自西方嗎？

    最近，個別學者提出，四川境內的“‘三星堆’文明絕非內生，它屬于外來文明，其來源是‘西方’”，“‘三星堆’古國是古代中東地區(qū)閃米特人建立的政權，‘三星堆’文明實質上更是閃米特文化的遺澤”。難道中華文明真的是在數千年前從遙遠的西方傳過來的嗎？

    這種對中華文明起源的假說并非新鮮物，它只不過是中華文明“西來說”的一個新版本。有學者認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缺乏有力的考古方面的證據。雖然在我國最早的文獻記錄《尚書·虞夏書》中記載了堯、舜、禹相繼為帝的情況，但是經后代學者考證，《虞夏書》中堯典、《皋陶謨》和《禹貢》并不是當時人們遺留下來的，而是戰(zhàn)國時代的作品。即使是比較可信的《尚書·盤庚》至少也經過了周人的改動——所以堯、舜、禹及以前的黃帝時代，都只能算是古史傳說時代。

    從19世紀末開始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了各種版本的中華文明“西來說”，包括中華文明起源于“埃及說”、“巴比倫說”、“印度說”和“中亞說”，其中影響較大的是20世紀20年代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來說”。在1923年發(fā)表的《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中，安特生提出，從中亞開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漸接近當代，說明中國陶器的制作技術是從中亞傳入的，因此中國文化亦有可能是從中亞傳入的。

    安特生的觀點在當時的學術界曾經非常流行。但是隨著中外考古學家對中國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年代學方面的革命性發(fā)現，“仰韶文化西來說”基本被推翻，有關中國文化起源的認識已經遠遠比20年代更清楚更進步了。

安特生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史前史研究》一書中，承認晚于仰韶的馬廠期的彩陶與安諾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相近，在河南及甘肅仰韶時代，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有另外的種族參加了陶器的制作，精美的彩陶以及其他陶器說明，在仰韶初期中國人就是陶器的主人。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認為，中華文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歷史時期中華文明都與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中華文明吸收了眾多外來文化的因素，外來文明也吸收優(yōu)秀的中華文化，但是外來文化從沒有改變中華文明的本土特色。隨著考古發(fā)掘，考古工作者在中華大地上發(fā)現了距今170萬年的自元謀人開始的各個時期的人類化石，也有大量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考古發(fā)現。各地文化成序列發(fā)展，自生因素一目了然，如果再要說中華文明是外來文明是毫無道理的。

 

廟底溝文化

    懸疑二：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唯一的搖籃嗎？

    “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原地區(qū)是中國文化的發(fā)祥地”，這是我們從小就接受到的教育。這種說法是不是完整地概括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全貌？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難道真的只有一個？邊疆的少數民族也是從黃河流域走出來的嗎？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的學者們多把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fā)展的歷史描繪為中原“一枝獨秀”，“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搖籃” 等說法就是這種觀念的具體體現。這種觀點是有歷史淵源的。司馬遷綜合春秋、戰(zhàn)國諸說，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這樣表述：由于共工、歡兜、二苗、鯨有罪， “于是舜歸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二苗于二危，以變西戎：啞鯨于羽山，以變東夷”。這種歷史觀影響甚大。一直到近代仍然還有一些專家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起源于黃河中下游，然后擴散到邊疆，才有了邊疆的民族與文明。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原起源說頗占優(yōu)勢。“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夏商周三朝都是在中原或是以中原為核心的地區(qū)發(fā)展起來的。如果承認夏朝是中國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王朝，或者如一些人認為的那樣，直到商代中華才真正進入文明時代，那么中華文明無疑就是在中原首先發(fā)生的。何況夏商周都有一個獨立走向文明的歷史，那時在別的地方還沒有發(fā)現任何文明起源的證據。著名華裔學者何炳棣在論述中原地區(qū)在中國乃至東亞文明起源中的地位時，把中原黃土地帶比擬為‘東方(文明)的搖籃’，并把它作為其專著的名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嚴文明教授對記者表示。

    1979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夏鼐發(fā)表了《碳一14測定年代和中國史前考古學》一文，將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劃分為七大區(qū)域，實際上提出了多元起源的問題。l981年，已故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在考古發(fā)現的基礎上提出了“區(qū)系類型理論”，他把中國古代文化劃分為六個區(qū)域，即陜豫晉鄰境地區(qū)、山東及臨省一部分地區(qū)、湖北及臨近地區(qū)、長江下游地區(qū)及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地區(qū)和以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地區(qū)，對中原中心論提出明確挑戰(zhàn)。蘇秉琦指出：“在歷史上，黃河流域確實起過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文明時期，它常常居于主導地位。但是，在同一時期內，其他地區(qū)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fā)展著。各地考古發(fā)現的考古材料越來越多地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影響總是相互的。中原給各地以影響，各地也給中原以影響。”

    嚴文明也認為，中華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個狹小的地方，也不是在邊遠地區(qū)，而是首先發(fā)生在地理位置適中、環(huán)境條件也最優(yōu)越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qū)。各地情況不同，文明化的過程也有所不同。它們相互作用、此消彼長，逐漸從多元走向以中原為核心、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體的多元一統(tǒng)格局，再把周圍地區(qū)也帶動起來。即使由于文化發(fā)展不平衡規(guī)律的作用，使內部結構時有變動，甚至出現某些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但就文化與社會的層面來說，卻仍然是多元一體的態(tài)勢。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特點，也是它之所以具有無窮活力和強大凝聚力，以至成為世界上幾個古老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而得到連續(xù)發(fā)展的偉大文明的重要原因。

 

二里頭宮殿遺址

    懸疑三：王國何時崛起？

    何謂國家？邦國和王國是不是一回事？國家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它的最初形態(tài)又是什么？這一連串的問題困擾了學術界近半個世紀，然而，國家形成問題本身的復雜性和探索這一問題的艱巨性，決定了沒有任何一種描述和任何一種理論可以回答所有問題并且對所有考古材料作出合理解釋。

    國家是社會復雜化的集中體現。什么是國家？傳統(tǒng)的做法是羅列一系列的國家特征，比如社會分層、強制性的設施、文字系統(tǒng)等。如果研究對象具備這些特征，它就可以被貼上國家的標簽。但是，很明顯許多這些常用的特征要么似是而非，要么并不具有普遍性。

    “我認為最早的國家是邦國，例如龍山時期的陶寺，其政治實體就是邦國。夏之前，邦國林立，但是轉變?yōu)槌跏紘业闹皇瞧渲械囊徊糠帧?#8221;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王震中說，邦國形態(tài)的進一步發(fā)展就是王國。一般說來，邦圍可以沒有王權或僅有萌芽狀態(tài)的王權，邦國與王國的區(qū)別即在于有無主權，或者說王國使邦國中原本處于萌芽狀態(tài)中的王權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王權是邦國中強制性的權力經過一個發(fā)展過程后，進一步集中的體現。只有王權的出現才使權力系統(tǒng)真正呈現金字塔式的結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說：“社會的文明化問題，換個角度也就是國家起源問題，無論是夏還是商，它們的文明都是有史前基礎的。如龍山時期就已經有明顯的社會等級分化，有暴力、有軍事，可以看出大范圍的文化沖突。再如，當良渚文化發(fā)展到最強勢的時候，其勢力范圍已經達到蘇北，這很有可能就是有比較大的軍事行為。”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陳星燦說：“公元前3500年，以黃河中游為代表的廟底溝文化對周圍地區(qū)形成了強有力的輻射。我認為，可以把廟底溝的這種輻射看成是早期中國文化形成的第一個時期或者是早期中國的雛形。它影響的范圍相當大，覆蓋了大半個中國，東到山東腹地，西到甘青地區(qū)，北到內蒙古，南到江漢地區(qū)，基本上包括了后來中國的核心地區(qū)，文化勢力范圍甚至超過了二里頭文化。”

    有專家指出，中原地區(qū)之所以最早進入王國形態(tài)，其機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條件決定的。中原為四方會聚之地，也是諸族落邦國沖撞最激烈之地，這一方面使中原地區(qū)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對于中原地區(qū)經濟、技術、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長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為戰(zhàn)爭和沖突最顯著的地區(qū)，戰(zhàn)爭使得邦國中處于萌發(fā)狀態(tài)的王權獲得了發(fā)展，促進了由邦國走向王國的進程，這就是作為第一個王國亦即原生形態(tài)的王國誕生時的環(huán)境與機制。

    早期國家社會一般表現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態(tài)，其中城市是最重要的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認為，如果可以通過聚落的層級來確認國家存在的話，那么較低的層級在國家社會之前即已存在，而國家與前國家社會的區(qū)別應主要在于有無金字塔的塔尖——即城市中心或都市。

    二里頭遺址這一當時東亞地區(qū)最大的聚落所顯現出來的作為國家權力中心的都邑的特征，正隨著新的考古發(fā)現與研究進展而被不斷地認識。據專家估計，二里頭都邑當時的人口至少在兩萬人以上。“人口如此高密度集中于中心聚落及近畿地區(qū)，在東亞地區(qū)尚屬首次發(fā)現。人口的增長是社會復雜化與國家出現的重要契機，而人口集中的程度應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國家社會的成熟度。”許宏說。

    同時，陳星燦認為，應該把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過程跟重要資源的控制聯系起來，通過考察重要資源的分布、流通路線以及與此相關的聚落形態(tài)，揭示中國早期國家的政治經濟活動，描述早期國家形成的過程。“通過多種理論的交融，抓住早期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去了解中國各地區(qū)社會復雜化的具體和普遍規(guī)律，是未來國家起源研究的必由之路。”

 

良渚文化獸面紋玉琮

    懸疑四：良渚：中國的龐貝？

    距今四五干年前后，在今浙江省余杭市良渚一帶曾經誕生過一個高度發(fā)達的良渚文化，其精美絕倫的玉器令人嘆為觀止。但奇怪的是，良渚文化在歷經l000年的高峰之后卻突然銷聲匿跡，最終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直到l936年11月3日，深埋地下幾千年的良渚文化才被考古專家揭開了神秘的面紗。

    經過近幾十年的發(fā)掘，良渚文化的遺址中先后出土了大量烏黑發(fā)亮的陶器、絲綢碎片、雕刻精致的玉制禮器、30多萬平方米的祭壇等等。而這種大規(guī)模的發(fā)掘也開了江南考古之先河。

    是什么原因導致良渚文化從輝煌突然走向衰落，學術界一直眾說紛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認為：“宗教、土木工程和戰(zhàn)爭的巨大投入，使良渚內耗過大，終于無力支撐而走向衰落。”

    首先，宗教消耗驚人。在良渚出土的玉器中，絕大部分是禮器。工藝精湛，卻只能用于宗教儀式。比如，有的玉琮在其四面各雕刻有一個人，長寬分別只有3厘米，但是冠、眼睛、鼻子、嘴、牙齒、胳膊、手指、指甲、身子和腿等一應俱全，而且身上還刻有花紋，堪稱一幅微雕作品。嚴文明說：“這既是高超的技術，又是高超的藝術，只有高級的技師和藝術師才能做得出這么精美的器物，這時候一定出現了細致的社會分工，否則不會生產出這樣高水平的玉器。這些藝術品閃爍著文明的光芒，但是它們基本上都是宗教法器，不能用于生產，可以說沒有實用價值。”

    其次，土木工程龐大。如果說這些玉器已經足夠令人瞠目結舌的話，那么莫角山遺址的發(fā)現就只能用不可思議來形容。莫角山遺址呈長方形，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約450米，面積30余萬平方米，土層厚達l0.2米，可以看見人工建筑的三個土墩，呈三足鼎立之勢。從發(fā)掘的 l400平方米的面積中發(fā)現了大片的夯筑基址和大型柱洞基址。

嚴文明進一步指出：“那些柱子洞是方形的，足有40厘米見方，估計上面一定建有很高等級的建筑。而且前兩年在這里還發(fā)現了一座290萬平方米的城。在城的底部鋪著一層石頭，每一塊都有五六十米那么寬，上面筑起黃土城墻，因為旁邊都是黑色的淤泥，石頭和黃土都只能從后面的山上搬下來，我們可以想見，這將是一個多么浩大的工程。所以，良渚肯定不是一般的城，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國家的都城。”

    同時，戰(zhàn)爭消耗同樣不可小覷。在良渚出土的墓葬中基本上都會有鉞，或石鉞，或玉鉞，說明這里崇尚武力而且戰(zhàn)爭頻仍，幾乎是人人皆兵，同時修建這么牢固的城，也是為了用于戰(zhàn)事防御。

    除了這些解釋之外，還有的學者認為氣候環(huán)境的變化也是導致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文化突然衰落的原因之一。據了解，距今 4000年前后，全國氣候包括長江流域都出現了變干變涼的趨勢。由于長江流域的史前農業(yè)以種植水稻為主，水稻對水的要求非?？量蹋赃@次氣候變化有可能使得水稻減產。同時、長江地區(qū)洪水災害頻繁，對史前人類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北京大學城市與環(huán)境學院教授莫多聞認為：“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地勢低平，洪水災害頻繁是該地區(qū)人類社會難以持續(xù)發(fā)展的原因之一。環(huán)太湖地區(qū)良渚文化時期，人口迅速膨脹，因而在平原低地上大規(guī)模開墾農田和營建聚落，許多聚落分布到海拔3米以下的地區(qū)。另一方面，由于海面波動和河湖水系的泥沙淤積都可能引起水位的逐步抬升。人類對低平地區(qū)的開發(fā)同河湖水位上升的矛盾，加重了水患的危害，因而也成為引發(fā)良渚晚期出現文化衰落的另一原因。”

    長期的內耗和氣候等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終于使得良渚文化迅速衰落，就像曾經繁華富庶的龐貝古城一樣，仿佛一夜之間，永遠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之中，只留給我們無限的惆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