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概況述評

建國前的《紅樓夢》研究

        俞平伯是繼胡適之后,對新紅學有過重大貢獻的第二人。他于1923年出版的專著《紅樓夢辨》,比起胡適的專論來,其研究范圍深入到小說內容本身,這是一個顯著的不同。他批駁了舊紅學中的猜謎派和消閑派,認為,①《紅樓夢》是作者感嘆自己身世的作品。②《紅樓夢》是為情場懺悔而作。③《紅樓夢》是為金陵十二釵作傳。④《紅樓夢》的風格是怨而不怒。⑤高鶚續(xù)書,不能令人滿意。此外,他還就《紅樓夢》的時、地及八十回以后的有關故事情節(jié)作了探佚。 (參見《紅樓夢辨》)。

        魯迅對《紅樓夢》的見解有一定新意。如小說思想內涵、社會價值、人物塑造、情節(jié)結構以及文筆的含蓄、語言的個性化、生活與創(chuàng)作、作者的世界觀與作品的總體傾向,等等。均散見在他的“小說史”和所寫雜文中。他認為,①《紅樓夢》是人情小說。②自有如實描寫并無諱飾的《紅樓夢》出來后,傳統(tǒng)的思想和寫法都被打破了。③高鶚續(xù)補和曹著風貌相類。④閱讀《紅樓夢》應持正確態(tài)度。 (參見《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墳·論睜了眼看》、《集外集拾遺·〈絳洞花主〉小引》)魯迅同胡適、俞平伯一樣,他也認為“《石頭記》實其自敘也”,這“實是最可信的一說。”

        蔡元培、黃乃秋、宋孔顯、李辰冬,先后對胡適《紅樓夢考證》提出了批評意見。黃乃秋認為,胡文“前后矛盾”,而“其立論證據(jù)”也不充分。同時又違“背于小說之原理”。他批評胡適“處今科學昌明之世,初不料胡君意竊考證學方法之美名,以文其指鹿為馬之伎倆一至于此也”,還就“紅樓人生”與實際人生的“迥不相同”作了概括和論述。 (參見《評胡適〈紅樓夢考證〉》)宋孔顯認為, 《紅樓夢》八十回以后, 不為高鶚所續(xù)。 在對“胡、俞二先生的主張略加駁正”后, 提出“全書是曹雪芹一人做成的。” (參見《〈紅樓夢〉 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李辰冬從“環(huán)境”、 “風格”、 “思想”三方面入手,對小說“前后異同”作了比較, 認為“后”不如“前”。還認為, “以前考證《紅樓夢》的影射法, 固屬可笑, 即胡適之先生也不免此病。 ” (參見《〈紅樓夢〉辯證的再認識》)濤每認為, 王國維的見解有新意, “為自來評《紅樓夢》者所未曾有。 ”他還認為, “有生活就有苦痛, 不過看主觀為轉移”。 “要免除痛苦,不在拒絕生活之欲,而在認識真正之情。”“《紅樓夢》之精神,不在解脫, 而在言情。 ” “《紅樓夢》之價值,不在造成 ‘無的世界’, 而在造成 ‘情的世界’。” (參見《讀王國維先生〈紅樓夢〉評論》之后)李玄伯還參據(jù)“康熙硃批”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 對曹雪芹先世作了考評。 (參見《曹雪芹家世新考》)嚴微青依據(jù)“新史料”對胡適的“假設”作了 “證實”和修正。 (參見《關于〈紅樓夢〉作者家世的新材料》)方豪結合他對中外文化交通史的多年研究,對《紅樓夢》描寫到的 “舶來品”作了探索。并認為這對解決“書中之本事”有助益。 (參見《〈紅樓夢〉 新考》) 此外, 藏云也還就小說中的大觀園, 作了考論。他認為, 大觀園不是誰人的私家園林, 而是以當時皇家園林為參照物的藝術虛構。 (參見《大觀園源流辨》)

       吳宓認為, 《紅樓夢》 “宗旨宏大、 范圍寬廣、 結構謹嚴、事實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動。 ”并逐一論說。 (參見〈紅樓夢〉新談》) 之認為, 《紅樓夢》里“只有批評社會四個大字。 ” “在近代文學中, 確有價值。 ”是“結構極精密, 筆墨極純潔, 描寫人物極細致”的寫實派小說。他對賈寶玉等十八人的“品評”, 有許多“閃光點”。 他還認為, 有關小說的神話描述和不曾刪除凈盡的猥褻之處, 是“ 《紅樓夢》 的缺點”。 (參見 《〈紅樓夢〉新評》)余劍秋認為, 《紅樓夢》“寫的是封建貴族的崩潰的過程”, “作者以藝術的特見,發(fā)現(xiàn)了封建貴族崩潰的必然性。”(參見《評〈紅樓夢〉》)李辰冬對《紅樓夢》的藝術性作了分析, 認為小說“結構周密”、“錯綜繁雜”, 尤如“海浪”。在澎湃起伏中, “大浪伏小浪, 小浪變大浪”, 有起無止。就書內某些片斷而言, “因為他的起, 已在前數(shù)回中伏下;他的落, 到后數(shù)回中還有余波。 ” (參見《〈紅樓夢〉在藝術上的價值》)

　　張?zhí)煲淼摹顿Z寶玉出家》是一篇《紅樓夢》人物研究專論, 后與他人所撰有關論文結集,于1945年出版。 太愚(王昆侖) 以《花襲人論》為首篇的“紅樓”人物論, 也于1948年出版。 牟宗三、 王樹槐分別認為, 《紅樓夢》 悲劇在于有惡“欲恕而無所施其恕”, 小說 “最大的特色,便是求人性的充分發(fā)揮, 忘己愛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超越現(xiàn)實是人性的高度發(fā)展,解脫罪惡是人性赤裸裸的表現(xiàn)。 ” (參見《 〈紅樓夢〉 悲劇之演成》、《談談 〈紅樓夢〉 中的人生理想》 ) 王璜認為, 《紅樓夢》的不朽, 與作者 “決不漠視語言的功用”有關,并進而提出, “批判地接受 《紅樓夢》的遺產, 向 《紅樓夢》學習對話, 豐富文學的語言。 ”陳覺玄認為, 《紅樓夢》的反封建思想是 “新舊社會嬗變期中智識者意識的表現(xiàn)”,這“也就是全書的基調所在。” (參見《論〈紅樓夢〉里的文學語言》; 《〈紅樓夢〉試論》)。

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初版于建國后的1953年。全書堅持和宣傳胡適倡導的“自敘”說,并進一步將其引申、發(fā)揮為“寫實自傳”說。他認為,①《紅樓夢》為“曹雪芹自傳小說”, “本書的主旨就在于對勘這部小說的寫實性。”②“曹雪芹是中國第一流現(xiàn)實主義的天才小說家之一,紅樓夢是世界偉大文學作品行列中一部非凡作品。”③舊紅學對《紅樓夢》的認識(“猜謎”與“艷情”)是錯誤的。④脂硯齋是史湘云。周汝昌將小說作者曹雪芹和小說人物賈寶玉作了詳盡對比勘證后,提出“寫實自傳”說,又提出熟知作者的脂硯齋就是小說人物史湘云。

建國后的《紅樓夢》研究

一、 《紅樓夢》作者研究

　　先后批駁戴不凡而維護曹雪芹著作權的作者有張錦池、王孟白、蔡義江、薛瑞生、白盾等。

二、有關曹雪芹卒年的爭鳴

　?、诠镂凑f。認為曹雪芹卒于乾隆癸未除夕。 (公元1764年2月1日)可參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 (1953年版第203頁)、曾次亮《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商討》 (《光明日報》1954年4月26日)、吳恩?！恫苎┣鄣淖淠陠栴}》 (《光明日報》1962年3月10日)、吳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光明日報》1962年4月12日)、郭沫若1963年7月25日致吳世昌函(《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78年3期)等有關論文的論證。

　?、奂咨暾f。認為曹雪芹卒于乾隆甲申春分。 (公元1764年3月20日)徐恭時提出。見《文星隕落是何年》(《紅樓夢學刊》1981年2輯)此前,香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總編梅挺秀也提出過乾隆甲申春天說。( 《紅樓夢學刊》1980年3輯)

三、 思想傾向研究

　　②農民說。 佘樹聲認為, “把《紅樓夢》 時代的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窮極奢侈歸結為是特定的統(tǒng)治集團滅亡的征兆, 認為是由于工商業(yè)資本的發(fā)展動搖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經濟基礎,是違背了中國的歷史特點的。” (參見《關于賈家的典型及其它》 《人民日報》 1954年11月29日)劉大杰認為, “《紅樓夢》的思想基礎, 是建筑在農民力量的基礎上, 是建筑在農民生活思想的基礎上。”(參見《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紅樓夢引論》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6年版)③傳統(tǒng)說。何其芳認為, 《紅樓夢》繼承和借鑒了我國古代優(yōu)秀思想和文學傳統(tǒng), 小說反映的, 都是“古已有之”。 如果說 《紅樓夢》反映了 “新興階級”的思想, 我們從書中找不到這種思想與傳統(tǒng)思想 “質的差異”。 (參見《論〈紅樓夢〉 》 《文學研究集刊》第五冊。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年版)曹道衡認為, “清初顧、 黃、 王、顏、李、唐、 戴等思想家, 既非一個流派,又都不是 ‘市民’ 思想家”, 用“這些思想家的著作來論證” 《紅樓夢》 “小說反映市民思想, 更是錯誤的。 ”這些人,“他們的思想與其說是反映了新興階級的要求, 倒不如說是用古已有之的民主主義思想因素來批判和抗議當時的黑暗現(xiàn)實。” (參見《關于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與〈紅樓夢〉的關系》同上)劉世德、鄧紹基認為, 小說人物要求的平等觀念, “只是屬于自古已有的平等觀念,并未帶有近代的色彩。 ” (參見《評 “紅樓夢是市民文學“說》 《北京大學學報》 1957年2期)

四、 主題思想研究

　　②反封建說。俞平伯認為, 《紅樓夢》描繪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惡與婚姻不自由”, “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罪惡的書。” (參見《〈紅樓夢〉簡說》 《大公報》1953年12月19日; 《我們怎樣讀〈紅樓夢〉》, 《文匯報》1954年1月25日)高山認為, 《紅樓夢》 “反映出當時社會罪惡的形形色色。” (參見《關于〈紅樓夢〉》 《青島日報》1954年8月17日)巴金認為, 《紅樓夢》 “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說。” (參見《我讀〈紅樓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蔣和森認為, “反封建主義,這是籠蓋《紅樓夢》全書的主題,” (參見《一部對時代感到痛絕的書》 《紅樓夢研究集刊》5輯。)

　　③封建家族衰亡說。黃能升認為,“《紅樓夢》是反映封建社會大家庭沒落悲劇的小說。” (參見《〈紅樓夢〉的四大家族》《大公報》1951年1月13日。)劉大杰認為, 《紅樓夢》是一幅“封建家族衰敗歷史的圖卷。” (參見《古典文學巨著〈紅樓夢〉》《解放日報》1954年3月7日。)劉舟認為,《紅樓夢》是“封建貴族階級走向滅亡的挽歌。” (參見《談〈紅樓夢〉》《廣州日報》1954年5月11日。)毛澤東認為,曹雪芹寫《紅樓夢》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斗爭激烈,幾十條人命。 (參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226、220頁。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李希凡認為, 《紅樓夢》“通過對賈、史、王、薛四大家族興衰史的典型概括”,“抨擊”、“揭露”、“預示”了“它們行將滅亡的命運”,并“贊頌”了小說人物“要求個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叛逆性格。” (參見《〈紅樓夢評論集〉三版后記》《文史哲》1973年1期)

　?、芮嗄昱云毡楸瘎≌f。舒蕪認為, 《紅樓夢》寫出了“封建社會的青年女性的悲劇。”(參見《誰解其中味》《紅樓夢學刊》1980年1輯)鄧遂夫認為,小說“悲悼”被封建禮教“所扼殺的青年女子。這便是《紅樓夢》主題的真正內涵。” (參見《〈紅樓夢〉主題辨》, 《紅巖》1980年4期)

　?、莘饨A級子孫不肖,后繼無人說。朱彤認為, “《紅樓夢》是以封建貴族階級子孫不肖,后繼無人問題為核心”,通過“各個側面的描寫”, “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和地主階級必然崩潰和沒落的歷史命運。” (參見《論〈紅樓夢〉的主題》《紅樓夢學刊》 1981年1輯)

　　⑥婚配對象選擇說。王志武認為, 《紅樓夢》的中心沖突,是王夫人和賈寶玉母子之間圍繞婚配對象選擇問題而進行的沖突,沖突焦點是棄黛娶釵,還棄釵娶黛。其它各種沖突都是緊緊圍繞這一沖突的。作者還提出釵妻黛妾之說。 (參見《紅樓夢人物沖突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五《紅樓夢》人物研究

賈寶玉研究

李希凡、藍翎認為, “賈寶玉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作為封建貴族地主階級的叛逆性格”,“在賈寶玉的性格中更鮮明的是新的初步民主主義精神”, “賈寶玉對于婦女的態(tài)度,本質上是進步的。在這里正反映著市民階層的人本主義思想的萌芽。” (參見《如何理解賈寶玉的典型意義》《光明日報》1955年3月20日)吳組緗認為,“賈寶玉性格最初的也是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對于世俗男性的憎惡和輕蔑,以及與此相應的對于女孩子的特殊的親愛和尊重。”“從賈寶玉形象的主要特征, 我們可以看出色彩鮮明、線條清楚的民主主義精神的完整輪廓或雛型;這在當時我國歷史現(xiàn)實中、在我國古典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中,無疑是‘新人的典型’,” (參見《論賈寶玉典型形象》《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4期)何其芳認為,“同中國的和世界的許多著名的典型一樣,賈寶玉這個名字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為了一個共名。”“然而少年男女和青年男女的互相吸引、互相愛悅, 這卻不是一個時代一個階級的現(xiàn)象。因此, 雖然他的時代和階級都已經過去了, 賈寶玉這個共名卻仍然可能在生活中存在著。”(參見《論〈紅樓夢〉》)蔣和森認為, 賈寶玉“是帶著新的光彩、新的意義走進中國文學發(fā)展的長流中來的。他的愛情理想、生活追求、思考方式及他在反封建主義的道路上所跨過的那許多足跡,我們還不曾在《紅樓夢》以前的文學作品中看到過這樣豐滿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典型, 并且以這樣一個新鮮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參見《紅樓夢論稿》第41頁。)張畢來認為, 賈寶玉反對科舉, 鄙棄功名利祿, 有進步的一面。但 “寶玉的思想, 分析到底, 并未超出儒學的理論體系。 ” (參見《略說賈氏家塾中的師友之道》《文史哲》1980年5期)滕云對張文持相反看法。 (參見《也談賈寶玉的鄙棄功名利祿》《文學評論》1978年5期)李湛章、孫鶴峰、何純基在歸納了歷來對賈寶玉的判識(①新人的萌芽——新興力量的代表;②光輝的形象——封建階級的叛逆;③紈袴子弟——珠圍翠繞的公子哥兒)后,提出賈為“多余的人”的典型。其突出特點,“就是要擺脫功名利祿、富貴榮華的牽制,力求保持一個自由恬淡的風格”, “賈寶玉的思想矛盾, 性格缺陷與人物結局”,“也都符合 ‘上述’特點。 ” (參見《從賈寶玉的形象看〈紅樓夢〉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北方論叢》1980年6期)陳星鶴則認為, 把賈寶玉判為“多余的人”,此說“尚有不甚妥貼之處”。 (參見《在賈寶玉和“多余的人”之間不能劃等號》《南寧師院學報》1984年1期)起庸認為, 寶玉 “確有愛自由的率真性格, 不以富貴驕人, 不尚虛偽, 更無機心, 是個寬厚善良的公子哥兒;但與桀驁不馴的人物相比, 還不是一個類型,很難走上真正的叛逆道路。名之為〈叛逆〉,是過獎的。 ” (參見《賈寶玉是叛逆嗎》《晉陽學刊》1981年6期)袁世碩認為,對賈寶玉 “不可以用品評現(xiàn)實人物的標尺作政治、道德的鑒定,既不可將他獨尊青年女性的性情看作是反映了某種人性, 也不可將他視之為泛愛主義者。 (參見 《賈寶玉心解》 《文史哲》 1986年4期)社會時代在前進, 人們的思想觀念在發(fā)生變化 “從對北大女學生的調查情況來看她們認為最討厭的文學典型藝術形象卻是賈寶玉。 (參見《紅學的啟示》?！段膶W報》1986年8月7日)

          林黛玉研究

　     但這和奸險還是在程度上很有差別的。”“如果說我們在她身上看出了虛偽,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義本身的虛偽。” (參見《論〈紅樓夢〉》)

        蔣和森認為,林黛玉“代表著那一時代婦女們的希望和痛苦。” “林黛玉是中國文學上最深印人心、最富有藝術力量的女性形象。人們熟悉她,甚于熟悉自己的親人。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就仿佛嗅到一股芳香,并立刻在心里引起琴弦一般地回響。” (參見《紅樓夢論稿》第49頁、第88頁)周揚認為, “林黛玉比起薛寶釵來,還是林黛玉真些,她掙脫了封建時代的一些束縛,你也可以用人性的觀點來解釋,她比較有人性,她是反封建的。” (參見《1961年6月在全國故事片創(chuàng)作會議上的發(fā)言》轉引自《紅樓夢研究資料》解放軍報社編。第573頁。1975年)吳宗蕙認為“林黛玉容貌似不及薛寶釵‘妖媚風流’,才華似亦不如史湘云之嗔涓橫溢。但是,她具有一種‘稀世’美。這種美是心靈美、性格美”, “率真、純真,可以說是林黛玉性格的主要特征。” (參見《冷月葬詩魂》《求是學刊》1980年3期)劉大杰認為,林黛玉“是中國古典文學里出現(xiàn)的具有民主思想傾向的婦女典型。”“有人批評他心眼兒小,說話尖刻,性格上呈現(xiàn)著濃厚的悲觀與傷感,這種現(xiàn)象正是資本主義萌芽形態(tài)在意識方面的曲折反映,是由于她那種孤立無援的環(huán)境所造成的,由于她那種強烈的希望,受了當時還保持相當強大的封建黑暗勢力的壓制所造成的精神上的表現(xiàn)。” (參見《劉大杰古典文學論文選集》第207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薛寶釵研究

　　廖苾光、施幼貽、張舒揚分別認為,薛寶釵搞“陰謀權術,比之鳳姐有過之無不及”, “奸險如襲人,貪狠如趙姨娘,”二者“比起她來都有遜色。”(參見《怎樣看〈紅樓夢〉》《南方日報》1955年1月5日;《從薛寶釵的性格看〈紅樓夢〉的傾向性》《四川日報》1955年1月15日)何其芳則認為,“薛寶釵有機心,說從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主義的虛偽,這也就是說,她并不是一個率真的胸無城府的少女,她并不是沒有心眼和打算,她的言行也不能完全沒有矯揉造作和虛偽之處。

        蔣和森認為, “本質上是利己的封建主義思想體系是薛寶釵的靈魂,是構成她性格特征的決定因素。同時這也是理解這一人物形象的一把鑰匙。”到頭來, “冷酷的時代,終于把這個少女葬身于白茫茫的大雪”里。 (參見《紅樓夢論稿》)聶紺弩認為“我們說寶釵是封建制度的化身,大概不怎么錯。但從另一方面想,她自己也是個好女孩子,不過被封建道德毒害了,因之,同時也是封建制度下的犧牲者,是個不幸的人。”(參見《中國古典小說論集》第28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裘新江認為, “作為一個在男子面前較為莊重的青年女子,寶釵也向往自由幸福的愛情生活,具有近代女性的某些性愛因素。”她不是一個由里到外都冷的“冷美人”。寶釵身上有“時代的新因素”。 (參見《寶釵新論》《滁州師專學報》1985年2期)

六、 高鶚續(xù)書研究

　  俞平伯認為, 《紅樓夢》的 “不幸”之一, 就是 “續(xù)書的庸妄”。 “補書在思想上, 故事發(fā)展和結構上, 人物描寫上都跟原本不同,而且更不及原本。”(參見《讀〈紅樓夢〉 隨筆》 《大公報》1954年1月7日至12日)劉大杰認為, 高鶚 “以極大的同情與了解, 大體上沒有違背作者的原意, 完成了《紅樓夢》的悲劇。 ”, “高鶚的文學成就, 仍然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 (參見《古典文學巨著 〈紅樓夢〉 》 《解放日報》 1954年3月7日)何其芳認為,高續(xù) “它保存了寶黛悲劇的結局, 這是它最大的優(yōu)點, 但另外有些部分的思想內容卻違背了曹雪芹的原意, 在藝術的描寫方面, 除了有些片段還寫得較好或可以過得去而外,絕天部分都經不住細讀。”高續(xù)“一方面是幫助了前八十回的流傳,另一方面卻又反過來鮮明地襯托出曹雪芹的原著的不可企及。” (參見《論〈紅樓夢〉》)童慶炳認為, 高續(xù)有四處不足: “錯誤地安排了賈府‘蘭桂齊芳’家道復初的結局”; “在某些方面歪曲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形象”;“充滿了對鬼怪神靈的迷信描寫”;“在藝術上比前八十回遜色”。但高續(xù)也有三天功勞:“正確地藝術地描寫賈寶玉和林黛玉愛情悲劇的結局”;“基本上完成了寶玉、黛玉、寶釵等主要人物的性格描寫”; “補充和豐富了一些批判封建社會的內容”。(參見《論高鶚續(xù)〈紅樓夢〉 的功過》 《北京師大學報》1963年3期)胡文彬認為, 高續(xù)“以最隱蔽、最陰險的手段篡改曹雪芹原著思想主題的。”(參見《論〈紅樓夢〉后四十回的政治傾向》《文藝論叢》5輯)陶劍平就高鶚著作權提出質疑。 (參見《〈紅樓夢〉后四十回非高鶚續(xù)作》《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3期)周紹良認為,“程、高只作了編輯加工,并沒有什么續(xù)作的說法”。 “后四十回顯然不可能是高鶚所續(xù)的。”(參見《論〈紅樓夢〉后四十回與高鶚續(xù)書》 《紅樓夢研究集刊》2輯)舒蕪認為, “后四十回妙玉結局”,“不僅侮辱了作品中的人物,而且侮辱了讀作品的作者”。但續(xù)書寫“黛死釵嫁”時, 有“三種笑”, “三種哭”, 這個“結局真是有大功于讀者, 誰還要否定它,實在不大好理解。” (參見《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紅樓夢研究集刊》2輯)白盾認為,“程、高續(xù)書決非雪芹原著。”(參見《“大悲局”與“小騙局”必須分清》《阜陽師院學報》1982年3期)

        他還認為,高鶚沒有曹雪芹那忌諱“私奔偷盟”的封建上層階級的自矜以及與其相關的保守觀念, 沒有崇尚溫柔敦厚詩教的主張和不寫 ‘私奔偷盟’的偏見, 因此就能越過曹雪芹所未能越過的障礙, 續(xù)出了作品應有而非原作者預想的結局。 ” (參見《試論高鶚續(xù)作之功》, 《光明日報》1983年2月15日))王永認為,高鶚的主要成就, 以黛死釵嫁為例,“這種表現(xiàn)手法在中國其它古典小說中還是少見的,它正是后來電影藝術中 ‘蒙太奇’ 手法的先導, 但比電影 ‘蒙太奇’的產生要早一百多年,這是高鶚對文藝結構形式的藝術創(chuàng)造,也是他對中國語言藝術發(fā)展的巨大貢獻。” (參見《論高鶚續(xù)書的功過》《紅樓夢學刊》1985年1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