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一種較為公平的人才選拔制度。不問出身，學有所用，惟才是用，科舉制度對于推動教育發(fā)展和鼓勵治學修身，起到了一定的積極意義。然而，一路荊棘，一路艱辛，又有幾人能脫穎而出，能走向事業(yè)的頂點。

      科舉制度，發(fā)展到明清形成了定式。欲走仕途官道者，必須連連升級，登科及第，即順利通過童試、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鄉(xiāng)試和會試，三年一科。百里挑一，其進取的難度可想而知。很多人奮斗一生，最終抱憾于科場。欲獲得舉人，甚或進士身份，往往需要十幾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拼搏。考取進士，即可入朝為官。然而，考上舉人，卻只是萬里仕途走完了第一步。

      清早期，人才缺乏，考取舉人即可擔任知縣。到了乾隆時期，官吏隊伍健全，從政人數(shù)眾多。為此，政府對欲為官者的要求更加苛刻，非進士不能為官。但進士畢竟鳳毛麟角，難以滿足許多官職的需要。閑處家中的舉人不斷增多，也會影響讀書人的理想追求，以至影響到科舉制度的穩(wěn)定。因此，必須考慮為落第舉人另擇出路。

      舉人大挑制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chǎn)生的。所謂大挑制度，就是在落第舉人中選拔一批符合規(guī)定標準的人，授予知縣、教諭等官職。

      按照定制，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被挑取為一等的可擔當知縣，二等的可擔當教諭。每六年挑取一次。每屆大挑，均由皇帝欽派考官在內(nèi)閣舉行。各地名額事先確定，挑選比例大致二分之一。通常每20人為一班，選為上等的用為知縣；選為中下等的用為府學學政和縣學教諭。如果所選職務(wù)無空缺，可以通融為相應(yīng)其他官職。例如，大挑一等的舉人可借補州判、縣丞等職銜；大挑二等的舉人可借補訓導等職銜。顯然，這種人才選拔制度避免了更多的人懷才不遇，也有利于官職隊伍的階梯配備。

      大挑制度，始于乾隆，最初是以皇恩形式出現(xiàn)。即與恩科類似，以增加人才錄用機會。按照當時要求，應(yīng)選拔出那些"年力才具可以及時錄用者"。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這種制度被確定下來。大挑每六年舉行一次，不再局限于恩科年時，應(yīng)是屬于一種特科。

      后來，"年力才具"逐漸被容易操作的方式所取代。大挑標準,不是續(xù)考文章詞賦，更不是習作琴棋書畫，而是主要根據(jù)參選人的相貌而定。顯然，考官的第一印象最為重要。品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官樣吉相的標準就是相學中的八字：同、田、貫、日、身、甲、氣、由。按照該標準，人的臉型和身段被分為上、中、下三等。若參選人的面相身材與之相配，即可入選。這種察貌觀相，似與現(xiàn)在所謂的人才氣質(zhì)說有類同之處。

      考取舉人，再加上三科會試不中的時間和等待官職的時間，往往需要二十多年以上的時間。有了大挑制度，顯然給眾多舉人提供了任職可能。對于彰顯皇恩，穩(wěn)定社會，以及維護科舉制度的權(quán)威，大挑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把官員選拔的標準主要放在相貌之上，候選人德能勤績等方面一定會被嚴重地失察。顯然，這種制度不可能是一種科學的和規(guī)范的制度，也難以持久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