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guī)煛?br>　　 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慚將赤手分三席，擬以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鴟夷。
這首誕生于明末清初連天烽火之中，由抗清豪杰張煌言親筆手書的詩作，名曰《入武林》，它真實的反映了在那個國破家亡的時代背景下，堅持氣節(jié)和民族大義的漢族士大夫不畏強暴，繼承先人遺志，堅持尊奉南遷明宗室為正統(tǒng)，以保衛(wèi)恢復(fù)故明疆土為理念，與由滿洲貴族所建立的清王朝的軍隊進行殊死拼搏這一后人不得不正視且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
雖然最終南明與清朝的軍事較量以南明的失敗和清廷的一統(tǒng)江山而告一段落，但這場長達二十年之久的爭戰(zhàn)對后世所造成的影響卻是非常深遠的，在筆者看來，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戰(zhàn)爭在相當一部分的漢族士大夫和民眾心目中，牢固樹立了明室為主，清廷為“狄夷”的正反是非觀念。
本來，立國二百七十六年的明王朝到了最后的崇禎一朝，已經(jīng)是腐朽不堪，以致于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人馬攻入國都北京時，在京的明朝文武大臣除了少數(shù)人隨崇禎皇帝殉節(jié)以外，大多數(shù)都以選擇無條件投降的方式表達了承認過去曾被他們稱為“流寇”的新貴李自成成為帝國新主人的人心所向。
不僅如此，人心的向背還表現(xiàn)在大批漢族士人官吏成批地望風投向滿洲貴族所建立的清廷一方，并助其打敗作為對手的明軍和消滅與清廷相抗衡的南明政權(quán)反戈一擊上，清豫親王多鐸在進入南京時，弘光朝以總督京營戍政少保兼太子太保忻城伯趙之龍為首的官員170余人，馬、步兵23.83萬人集體不戰(zhàn)歸降，并且大開南京洪武門，行四拜禮，跪迎多鐸進城。如此的卑躬屈膝，在中國古代史上的確是不多見的。
但隨著入關(guān)的清軍開始對明帝國舊有疆域的征服，以及伴隨而來的殘酷殺戮和具有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性質(zhì)的國家政策的出臺實行，使得原本期望通過改朝換代的獲得實惠好處的漢族士人和百姓對新來統(tǒng)治者暴虐的一面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他們不得不一次次地舉行激烈的反抗，在這個血腥而又相對漫長的歷史過程當中，自然而然的結(jié)出了民族之間積怨?jié)u深的惡果。
有三個例子可以清楚說明這種宿怨的成因，其中一個是，以高舉反清扶明大旗，舉兵收復(fù)臺灣而著稱，曾被當代的中國的歷史教科書稱為民族英雄的鄭成功的母親翁氏，在順治三年（1646年）遭到進入鄭成功家鄉(xiāng)福建安平的清兵無端殘暴，悲憤之下自縊而死，除了留下了一個無處伸冤且讓后人唏噓不已的悲慘案例之外，(當時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已經(jīng)降清，他自以為有功，自家“可免暴掠”，因此不設(shè)防備。)，更讓年輕的鄭成功自此與清廷結(jié)下了不共戴天的家仇，他至死都堅持反清復(fù)明，可說與此飛來橫禍關(guān)系不小！
另一個例子是投降清廷的原明大同總兵姜壤，因為滿洲貴族上層官吏“肆行凌虐”地方官和百姓而反水。
和許多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廷的原明官吏一樣，姜壤當然談不上對明室的“忠君敬上”，個人利益前途的取舍當然是他投降的清廷的原始動機，可即便如此，作為總兵的他卻仍然受到滿洲貴族的打壓欺凌。
在大同駐扎有滿洲貴族直接控制和指揮的滿洲兵，他們依仗上司的縱容，常有不法行為，而漢族士紳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作為良知并未完全泯滅的武官姜壤卻不甘于逆來順受，因而與滿洲貴族發(fā)生了沖突。
一日，一位有身份女子出嫁，正巧為路過的滿洲貴族英親王阿濟格的侍從撞見，竟然將新娘劫掠奸淫。為此，姜壤親自拜見同駐大同的清英親王阿濟格，進行抗爭，但驕橫的阿濟格不但不予理睬，還硬把姜壤趕出了軍門，這就使得姜壤極為憤怒，私下里下定決心要復(fù)仇，（當然這不是他造反的唯一原因）最后于順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舉兵反清。
通過這一事件，我們可以清楚得看到，降清的故明官吏雖名義上
同樣已經(jīng)是享受清廷俸祿供養(yǎng)的正式官員，“謝主隆恩”，但在現(xiàn)實中卻不得不同樣忍受具有民族歧視式的欺壓，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原本就談不上有強烈封建倫理綱常觀念的一部分降清漢族官吏的反水也就不是簡單的“心懷故國”，而是具有了類似于老百姓一樣的官逼民反的激變性質(zhì)的求生本能的自然流露。
第三個例子是清朝冊封的漢人四藩中的靖南王耿仲明，因為所部被查出藏匿“逃人”，而畏罪自盡。
耿仲明作為最早投降清朝的漢人四藩中的兩人之一（另一個是孔有德），加入了漢軍正黃旗（正黃旗是清帝直轄的上三旗之一），先后追隨皇太極和多爾袞，在對明及南明的戰(zhàn)爭中屢立戰(zhàn)功，并憑借此于在順治六年五月被清廷冊封為靖南王（先前稱懷順王），并賜給金冊金印信！此時距離其降清之日已有十六年之久。
誰料想，耿仲明的靖南王做了還不到半年，就出人意料的在順治六年十一月因為犯下藏匿“逃人”的大罪，畏罪自殺！
所謂“逃人”，就是對作為滿洲貴族的私有財產(chǎn)---包衣（奴隸）因不堪忍受主子虐待，私下里亡者的稱呼。
明末清初的時代，滿洲貴族處于封建農(nóng)奴制的階段，八旗王公貴族擁有大批的農(nóng)奴和奴仆（當然都是漢人），他們沒有人身自由，地位低下，不但要從事繁重的生產(chǎn)勞動和家內(nèi)雜役，還常常遭受主子的任意虐待拷打。
雖然在包衣當中也分等級尊卑，部分被主子寵信的“高級”包衣也有自己的包衣，能夠成為小主子，甚至上演“喜鵲變鳳凰”的奇跡，比如清軍入關(guān)后的第五位皇帝嘉慶皇帝的生母---乾隆的孝儀皇后，在入宮前其實就是漢人包衣魏清泰的女兒，正因為如此，她無法參加專為旗人女子提供入宮捷徑的選秀活動，而只能以宮女的身份入宮服侍皇帝妃嬪，但一個偶然的機會卻意外地讓她為乾隆皇帝看中并臨幸寵愛，冊封為貴人，最終竟然晉升為妃嬪等級中的最高一級皇貴妃，實際統(tǒng)掌后宮，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在頤和園的“天地一家春”生下后來成為嘉慶皇帝的皇十五子永琰而在乾隆六十年被乾隆皇帝追封為孝儀皇后，從而書寫了有清一代二十余位皇后中唯一的“灰姑娘”式的傳奇。（清代的皇后幾乎都是旗人官家小姐出身，孝儀算是僅有的一個例外，所以直到兒子嘉慶皇帝即位之后已經(jīng)入土為安的她才被抬入滿洲正黃旗）
但這樣的例子僅僅具有個別的意義，絕大多數(shù)包衣在主子眼里仍被當成只是會說話的財產(chǎn)，難以逃脫被主子任意處置甚至殺戮命運。
在這種非人的處境之下，逃亡就成了看不到希望的包衣們脫離苦海的唯一選擇，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到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全國逃亡的包衣已達三萬之眾，“逃人”已經(jīng)成為當時的一大社會問題。
面對此等嚴峻的形勢，清廷并沒有因勢利導(dǎo)的放棄已經(jīng)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奴隸制，而是制定了嚴厲的針對“逃人”的刑法，其中規(guī)定，旗下有奴仆逃亡，由兵部申文各州縣緝捕，督捕衙門督辦；逃人捕回任由主人拷打，逃亡三次捕回即行處死；收留逃人的所謂“窩主”，官府可以不問情由一律處死，籍沒（窩主）的家口財產(chǎn)給本主.
如此一來，一般的漢人百姓人家就很少有人敢于冒著掉腦袋的危險收留“逃人”，而“逃人”在瘋狂的追捕和嚴苛的懲罰面前，只有尋求有強大背景的人物充當靠山以求偷生，而耿仲明等手握兵權(quán)的漢人藩鎮(zhèn)自然就成了理想的目標對象。
當然，由于清廷嚴厲的追捕，逃人即使躲入藩鎮(zhèn)軍中也難保遲早被暴露，順治六年九月清廷刑部發(fā)出諭旨，明指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三藩藏有逃人，要求徹查，結(jié)果耿仲明部查出逃人300余人，尚可喜部查出數(shù)百人，只有孔有德部未見藏匿者。
面對實際已經(jīng)觸犯清王朝刑律的事實，深知罪名難脫的耿仲明似乎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因此這個已經(jīng)在沙場出生入死二十余載，曾經(jīng)先投明軍后降清軍，曾做過故明東江鎮(zhèn)將毛文龍義子，見過太多死亡的老將竟然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令人匪夷所思的于順治六年十一月在江西吉安府自殺身亡，終年四十五歲。
客觀而言，地位崇隆、戰(zhàn)功卓著的靖南王耿仲明的一命歸西，其表面原因是因為他違法收留逃人，知情不報；但深層次的原因卻是清廷錯誤的民族政策造成的惡果，耿仲明作為漢人，其部屬也均為漢人，自然會對同屬一族的逃人有所同情，亦不會在軍中推行類似于滿洲貴族苛待包衣的政策，那樣必將導(dǎo)致軍心大亂，無法作戰(zhàn)。但作為臣子的他又必須遵守清皇室所頒布的法令，也就無法避免因消極抵制這種錯誤政策而被迫陷入“知法犯法”惡性循環(huán)而帶來的厄運，從這個意義上講，靖南王耿仲明同樣是清廷錯誤民族政策的犧牲品！
或許正是由于上述這些原因，使得當時不少自發(fā)起兵反清民間 “義師” 復(fù)又打出了反清扶明的旗號，尊奉明朝宗室為主；李自成和張獻忠造反武裝的殘部也主動接受南明的招安，聯(lián)合抗清；明清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其后發(fā)生的農(nóng)民造反運動依然時不時提出反清復(fù)明的口號，以爭取人心和支持；民間秘密會黨“天地會”一度也把“反清復(fù)明”作為自身的宗旨；甚至到了公元1902年，留日學生章太炎等人還倡議在崇禎皇帝的忌日舉行大規(guī)模的紀念會，提出“非先振起世人之歷史觀念不可”。
可以說，二十年戰(zhàn)爭所造成的民族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縫和宿怨，并沒有因為歲月的流逝而完全的消弭，而是深深根植于不少漢人的心中，并且在相當程度上扭轉(zhuǎn)了明王朝在不少漢族士民心中本已不佳的形象----直到二百多年之后以建立民主共和政體為目的辛亥革命中，還被革命黨作為發(fā)動民眾參加革命的宣傳工具。
二十年戰(zhàn)爭所造成的第二個影響是，由于滿洲貴族過于倚重漢人軍閥用于征討南明和農(nóng)民造反武裝，因而客觀上造就了漢人三藩的坐大，為二十年戰(zhàn)爭僅僅結(jié)束九年之后的“三藩之亂”的爆發(fā)埋下了伏筆。
歷史上在清朝之前，由女真族首領(lǐng)完顏阿骨打所建立的金王朝和自蒙古高原異軍突起的蒙元政權(quán)都曾經(jīng)席卷中原，其中完顏阿骨打只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僅用十年時間就消滅了立國長達二百一十年曾經(jīng)強大的遼王朝，然后用兩年時間就打垮了已經(jīng)立國一百六十七年的北宋，迫使宋室南遷。
蒙元自1209年進攻西夏開始，到1279年在涯山最后滅亡南宋，前后消滅西夏、金、南宋三個王朝，共花去了整整70年時間。
與清廷對明帝國舊有疆域的征服有所不同的是，金和蒙元并沒有過多的使用投降的漢將和漢軍去討伐對手，因而在戰(zhàn)爭結(jié)束之后也就沒有出現(xiàn)漢人藩鎮(zhèn)尾大不掉的問題。
清廷則因為人口的原因，單憑一已之力無法征服漢人占多數(shù)的關(guān)內(nèi)廣大地區(qū)，不得不以投降的漢人四藩（孔有德死后改為三藩）及其部屬征討南明，鎮(zhèn)壓起事的漢人，而在漢人四藩立下大功之后，為激勵其努力征戰(zhàn)（定南王孔有德和平南王尚可喜都曾在順治時申請北歸終老，而清廷為鎮(zhèn)壓南方反清勢力，未予同意），又不得不以封王、掌兵、給予地方行政權(quán)等優(yōu)厚條件給予安撫，最終造成了三藩裂土封疆，武力割據(jù)一方的事實，可見“三藩之亂”的爆發(fā)既有現(xiàn)實中的矛盾利益沖突，也有歷史所造成原因。
作為首先造反的漢人吳三桂等人（平安王尚可喜并未造反，投降的是他的兒子尚之信）雖然其行為因為背叛民族大義、道德準則等原因被人不齒，但康熙撤藩的詔旨無疑是剝奪了他們通過苦戰(zhàn)才換來的政治經(jīng)濟利益，相對于滿洲貴族繼續(xù)擁有的種種特權(quán)（滿洲貴族中有世襲的鐵帽子王，而且關(guān)外封禁，禁止?jié)h人染指。），無疑難以讓他們心理平衡，從這個角度看去，三藩之亂也有著滿人主導(dǎo)的中央加強對地方的管控與部分漢人主導(dǎo)的局部地方勢力為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發(fā)生矛盾沖突以武力進行權(quán)益再分配的民族博弈色彩。（其實一部分降清前明官員反正的原因也與此差不多）
綜上所述，可以發(fā)現(xiàn)自1644年清軍入關(guān)到1683年清廷收臺灣為止，長達四十年的歷史毫無疑問的始終貫穿著尖銳的民族沖突和矛盾，因此無論是專門研究歷史的專家學者，還是普通的歷史愛好者，在回顧這段歷史時，如果有意的回避這種大背景，那他或許就很難真正理解這一時期導(dǎo)致很多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因因果果。
閑言少敘，下面轉(zhuǎn)入正題，講述本文的主人公―――南明隆武帝朱聿鍵。
隆武帝朱聿鍵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檉的九世孫，端王朱碩磺之孫，小字長壽，生于明萬歷三十年（1602年），其父為欲王朱器墭，朱器墭是端王朱碩磺長子。
朱聿鍵的先祖朱檉自永樂時代開始，就一直就藩居住于南陽，傳到欲王朱器墭這一代已是第八代。
在一般人看來，作為出生于朱明皇朝宗室之家龍子龍孫，朱聿鍵自然應(yīng)從小就享受可以伴隨終生的榮華富貴，接受良好的教育，并納妻娶妾，撫育子孫后代----這些都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自打立國之日起就賜給給宗族子弟的浩蕩皇恩，只要朱元璋的子孫還在統(tǒng)治天下，就沒有那位繼任皇帝敢于改革這些老祖宗定下的祖制。
但在歷史枯燥而又明確的記載中，朱聿鍵被擁立為帝之前的人生卻是充滿了坎坷。
朱聿鍵的生父朱器墭是端王的長子，本已在萬歷二十四年立為唐王世子，但祖父端王朱碩磺因?qū)櫺艕坻?，欲立其所生的兒子為世子（與明神宗欲立鄭貴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為太子如出一轍），因而不顧父子之情，借故將朱器墭囚禁起來，時年只有12歲的朱聿鍵便隨著父母過起了囚禁生活，這一過就是15年。
崇禎二年（1629年），朱器墭為異母弟（也就是端王愛妾所生，為端王朱碩磺所寵愛的并打算立為世子的愛子）所毒殺，但端王卻毫無半點親情，不僅隱瞞朱器墭的死亡真相，而且還打算以弟代兄為世子。
可誰料想前來吊唁的河南分守道陳奇瑜、南陽知府王之桂卻發(fā)現(xiàn)了事情的蹊蹺之處，明確向端王暗示如不立朱聿鍵為世子，則事情容易敗露，最后將難以逃脫法律的追責。
由于明代的藩王因為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朱棣加強中央集權(quán)的舉措，已經(jīng)事實上變成了由朝廷所供養(yǎng)的食客，不僅無法干預(yù)地方行政事務(wù)，還必須接受地方官府監(jiān)督，因此端王面對陳、王二人的暗示，驚懼之下不得不冊立朱聿鍵為世孫，接著崇禎皇帝又專門派人冊封時年28歲朱聿鍵嗣唐王之位，崇禎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端王朱碩磺去世，朱聿鍵于崇禎五年六月初二日，受皇封為唐王。
朱聿鍵雖然憑借運氣承襲了藩王之位，但自小就受盡磨難的他卻并沒有因此遠離厄運，四年之后的崇禎九年八月，因清軍入侵中原，擔憂社稷的朱聿鍵在沒有崇禎帝圣旨召喚的情況下帶領(lǐng)王府護軍進京勤王，結(jié)果被崇禎皇帝以“寇梗”的罪名給予廢為庶人的嚴厲處罰，并囚禁于安徽鳳陽祖陵反省思過。
一夜之間由藩王變?yōu)槭?，巨大的變故使得朱聿鍵的精神大受打擊，而鳳陽的守陵小吏又欺負這位昔日的王爺虎落平陽，在索賄不成的情況下，竟然用祖制的墩鎖法羞辱他，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讓朱聿鍵不堪其辱，很快重病纏身，幾至病歿的邊緣。
危難之中，王妃曾氏給了自己的丈夫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和精神上莫大安慰，雖然囚牢條件惡劣（在囚牢中的朱聿鍵竟然連一張休息的床都沒有，不得不以埝土為枕，草席為褥子。）可曾氏卻毫無怨言的盡心盡力的照顧著自己的丈夫，她不僅悉心照料病中的朱聿鍵，早晚勸朱聿鍵不要擔憂，冤屈必有昭雪的一天；甚至還在朱聿鍵病危之際以“割股療親”這種非常之舉來挽救丈夫的性命。
或許是曾氏的苦心感動了上蒼，或許是朱聿鍵命不當絕，反正朱聿鍵的病終于有點不可思議的痊愈了。
如果我們套用古代對于婦女“三從四德”的標準來評判曾氏的所作所為，的確可以說是可以說是毫無挑剔的，從今人的視角來看，也不失為一位賢妻良母式的賢內(nèi)助和患難中不棄不離的忠貞拙荊。
這說到朱聿鍵的王妃曾氏，筆者順便簡要的介紹一下這位她，曾氏是諸生曾文顏之女，在崇禎五年，朱聿鍵受皇封為唐王之時，嫁與朱聿鍵，并同時接受崇禎皇帝詔旨敕封王妃的封號。
據(jù)史載，這位后來成為隆武帝皇后的王妃“性警敏，讀書通文，有才能；凡兵馬、錢糧悉能記憶，人才賢否辨若列眉。”她曾經(jīng)在鳳陽的陵墻內(nèi)，上疏為夫君擊鼓鳴冤；朱聿鍵當了皇帝之后，她亦參與政事，每當群臣奏事之時，她就躲在屏風聆聽，并私下里常常與朱聿鍵共同商議，朱聿鍵十分敬重這位共患難的妻子，無論是做唐王還是當皇帝時都沒有納過姬妾。
雖然朱聿鍵自感冤屈，但在北京的崇禎皇帝卻根本不愿諒解他，即便大臣朱大典等人數(shù)次為他上疏崇禎請求寬大處理，但崇禎皇帝始終不肯松口。
因此，朱聿鍵的第二次囚徒生活一直持續(xù)到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打進北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崇禎皇帝在臨終前曾經(jīng)下詔各地勤王，但響應(yīng)的官吏和宗藩幾乎沒有，真是一大諷刺。）弘光即位于南京之后，在廣昌伯劉良佐奏請，弘光皇帝下詔特許下，才宣告結(jié)束了這段長達八年的囚徒生涯。（算起來，朱聿鍵的囚徒生活前后長達二十四年，在明朝歷代的宗室藩王中實屬少見）
朱聿鍵雖然恢復(fù)了人身自由和親王的冠帶，但被后人稱為“極品敗家”的弘光也沒有在國難當頭用他的心思，因此只是命他前往廣西平樂府閑住而已。
當時年已經(jīng)四十三歲的朱聿鍵準備前往廣西時，卻因為路費匱乏，不得已滯留鎮(zhèn)江，正在此時，1645年五月，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聿鍵隨南逃之人避難于湖州、嘉興，隨后又到了杭州。
隨著弘光小朝廷的徹底覆亡，對于那些不愿歸降，在思想上仍然忠于明朝的官吏而言，重新?lián)砹⒁晃恍碌?，以其名義號令天下舉旗反清復(fù)國，乃是當務(wù)之急，在此種背景下，一些官吏開始游說朱聿鍵出面監(jiān)國，但朱聿鍵面對這個千載難逢的做皇帝的機會，最初卻做出拒絕的表示，因為他清楚，他的血統(tǒng)和崇禎皇帝離得太遠。
血統(tǒng)這個東西在封建時代帝位繼承中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其原因是皇家世系的親疏決定的，按慣例，皇帝去世之后，如無子嗣，便要在血緣最近的平輩血親中挑選皇位的繼承人，比如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后，因無子嗣，內(nèi)閣首輔楊廷和等大臣與太后張氏商議，立興獻王朱祐杬（明憲宗第二子）之子，與朱厚照同輩的堂弟朱厚璁為帝，就是后來的明世宗，這樣世系就不會搞亂。
自小便經(jīng)歷過祖父“廢長立幼”風波，在崇禎皇帝的干預(yù)下才成為唐王的朱聿鍵當然知道自己乃先祖朱元璋第二十二子朱檉的九世孫，血統(tǒng)上早就和崇禎皇帝差的很遠，根本沒有資格角逐帝位。
另外，由于當時弘光的叔叔，明神宗的侄子的潞王朱常淓還在杭州，朱聿鍵也沒有本錢和他一爭高下。
但隨著清軍的迫近，曾經(jīng)被東林黨人認定為“賢王”的朱常淓在1645年六月初八日監(jiān)國于杭州僅僅兩天之后，便決定“甘心降清”，使得朱聿鍵“憤泣不勝”，在總兵鄭鴻逵（鄭成功的叔叔，鄭芝龍的親弟）的人馬護衛(wèi)下轉(zhuǎn)移到福建福州，在這里聚集的弘光朝的舊臣黃道周、蘇觀生等人再次提議由他監(jiān)國。
黃道周等人不顧血統(tǒng)，力推朱聿鍵監(jiān)國當然也有不得已的原因，除了朱聿鍵本人是宗室中少有的鶴立雞群者之外（縱觀南明監(jiān)國、稱帝的幾位宗室，朱聿鍵的人品和才能相對而言的確是最突出的，這也反映明宗室缺少干才這一尷尬的局面），更因為潞王朱常淓降清之后，和崇禎皇帝關(guān)系最近的血親就只剩下遠在廣西的桂王，而東南忠于故明的士紳大臣急于解決繼統(tǒng)問題，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這樣，朱聿鍵在半推半就之下，于1645年閏6月15日監(jiān)國于福州，二十七日即皇帝位，改元隆武，改福州為福京。
雖說有黃道周等人的力挺，但朱聿鍵很清楚自己明朝疏藩的身份無法更改，而且他一年以前還是高墻中的罪宗，既缺乏自己的班底，又沒有足夠的名分，在忠于故明的士紳大臣中也沒有崇高的威信，完全是一個被他們臨時拉出來的“消防隊員”；遠在廣西的桂王憑借身份的高貴（明神宗第五子），遲早會取而代之，因此他也不得不搞一些收買人心的舉動，以此來換取眾人對他這個“舶來皇帝”的支持。
比如為了拉攏在福建的士紳大臣支持自己，朱聿鍵一即位，就對擁戴自己的福建的實力派人物鄭芝龍兄弟等人大加封賞，鄭芝龍封為平虜侯，鄭鴻逵為定虜侯、鄭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將擁戴自己的文官黃道周等二十余人封為大學士，入閣人數(shù)之多，在明代歷史上從未有過。
對于在浙江由浙系士紳大臣所擁立的監(jiān)國魯王朱以海和遠在廣西的明神宗之子桂王等人，朱聿鍵在監(jiān)國詔書中就明確對桂王表示，“天下，王之天下。”在桂王去世之后，朱聿鍵又說：“永明王神宗嫡孫，朕無子，后當屬諸”。這永明王即為后來稱帝的永歷皇帝朱由瑯。
對于在浙東宣布監(jiān)國的魯王朱以海，朱聿鍵則在九月派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為使者，前往紹興頒詔，宣布兩家無分彼此，魯監(jiān)國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擔任同等官職。同時也向魯王朱以海表示：“朕無子，王為皇太侄，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
朱聿鍵的這番表態(tài)固然有他有意拉攏朱以海的意圖在內(nèi)，但當時南明客觀上也的確需要上下齊心，共同對敵，從這一層面上講，我們也就不能掩蓋朱聿鍵誠心的另一面。
但正如前面所言，朱聿鍵的疏藩身份和低迷的人望，使他難以服眾，雖然隆武政權(quán)得到了除浙東之外的各地的南明政權(quán)機構(gòu)的承認，但浙江方面爭論的結(jié)果卻是拒絕承認朱聿鍵的正統(tǒng)地位（朱以海見朝臣中不少人主張尊奉隆武帝憤憤不平，宣布退歸藩位，但在大學士張國維等人的堅持下，終于拒絕接受隆武政權(quán)的詔書，宣布迎回朱以海），這樣唐、魯正統(tǒng)地位之爭愈演愈烈，兩家漸成水火之勢。
雖然血統(tǒng)的疏離讓朱聿鍵飽受困擾，但平庸無能的敗家子弘光做亡國奴的嚴酷現(xiàn)實讓雖為疏藩但卻胸有大志的朱聿鍵清醒得認識到“光復(fù)帝室，驅(qū)逐清兵”是比血統(tǒng)爭論更重要的頭等大事，他自幼飽讀詩書，熟悉歷史，對于起于草莽，歷盡波折，最終重建漢室的東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非常欽佩，現(xiàn)在“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給了他一個效法光武帝劉秀的難得機遇和挑戰(zhàn)（劉秀起兵時同樣也是與西漢皇室的血緣已經(jīng)離得很遠。），他自然不愿輕易放棄（當然也有保持皇位的私心）
客觀講，朱聿鍵的確不同于無能昏聵的弘光，他有著讓后世史家稱道的個人能力和積極作為，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1）                 意志堅強。朱聿鍵在患難之中，“意氣不挫”，堅意實
現(xiàn)“中興”大業(yè)，認真讀書，謹識大義，“枕戈泣血”，秉夜不休，具有臥薪嘗膽的精神。
（2）                 注重讀書，博通典故，文筆極佳。朱聿鍵稱帝后頒刻
皇明祖訓，自制登基、親征詔書，號稱“監(jiān)國三詔”以及給魯王的詔書，為朝野上下公認的名文，“群臣皆莫能及”。（根據(jù)歷史記載魯王的才能的確不及唐王遠矣，包括連清兵都“敬之若神”的“海內(nèi)名公”隆武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大學士黃道周都力勸其監(jiān)國，從一個側(cè)面印證了朱聿鍵的才能不凡。）
（3）                 生活節(jié)儉，毫不奢侈。史贊其“恭己儉約”身在宮中
“不御酒肉”，不備金玉，只用磁瓦、銅錫之類。宮中除了皇后之外，沒有妃嬪。執(zhí)事者只有30人，并提倡“躬行節(jié)儉，以裕兵食”。
（4）                 勤政愛民。朱聿鍵稱帝之后，“批閱奏章,秉夜不休，
有多至數(shù)十百言者，”能“朝至夕發(fā)”，絕無積案。
在具體的施政方面，朱聿鍵為人稱道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        朱聿鍵改變弘光朝以“平寇”為主的方針，轉(zhuǎn)而已“御
虜”為主的方針。
朱聿鍵稱帝之后，通過汲取弘光朝覆亡和朱常淓降清的的教訓，已經(jīng)認識到，南明的小朝廷的真正敵人乃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朝，因此果斷的豎起了抗清大旗，不僅誅殺了清朝派來招降的使者馬得廠，還下詔宣示天下指出：“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廟，害我子民，淫掠剃頭，如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誓擇于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tǒng)御御營中軍平彝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tǒng)率六師，御駕親征……”
朱聿鍵明確把清廷作為自己的頭號敵人，指斥清軍的暴行，把自己塑造成吊民伐罪、維護社稷的正確代表，不失為一手得人心的好棋。
第二、朱聿鍵清醒的認識到朋黨給社稷帶來的危害，提出了消除黨爭，“用公舍明”的方針，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二十七日，朱聿鍵親出考選推官策題云：“歷代之受患，莫過于群臣朋黨之最大。于今兩京之覆，二帝之傷，皆此故也。……大明開天，黨肇于神廟之季。東林、魏黨；門戶、馬黨，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黨之名，惟在廷嚴說謊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邇?nèi)赵谕?，似猶有不醒之迷，欲啟水火之戰(zhàn)，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濟乎？……朕今亦曰：‘去寇易，去黨難。’然黨不去，寇不驅(qū)也，審矣。”（《思文大紀》）
因此，朱聿鍵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明確調(diào)整用人方針，取舍上力戒門戶之見，不咎既往，只要參與抗清就量才錄用。
當時，弘光朝首輔馬士英因弘光朝的昏庸無為，不為魯王政權(quán)所歡迎，轉(zhuǎn)而向隆武政權(quán)靠攏，朱聿鍵內(nèi)心是歡迎他的，但朝廷上很多大臣同樣表示反對，朱聿鍵只好下詔定士英為“罪輔”、“逆輔”，讓他在江浙“圖功自贖”，但私下里又托人向馬士英表達了某種歉意，稱：“閣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
應(yīng)該承認，在南明大批文官武將，甚至宗室都爭相投清的非常情況下，朱聿鍵通過采取一些措施，努力挽回人心，挽留人才，是正確的保護隆武小朝廷的自救的明智之舉。
第三、        朱聿鍵稱帝之后，比較注重愛民和吏治，規(guī)定“小貪必
杖，大貪必殺”；他還針對南明官軍隨意殺戮被迫剃頭的漢族士民時，特別下詔“有發(fā)為順民，無發(fā)為難民”，嚴禁不分青紅皂白地濫施屠戮。
    當時，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貴族，罔顧中原漢人流傳幾千年的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強制推行滿族風俗文化，結(jié)果引起了漢族士民的強烈不滿，他們寧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維護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各地的反抗斗爭風起云涌，掀起了一輪反清扶明的高潮。
朱聿鍵正是看準了這種民心民氣可用，不失時機的實行了與滿洲貴族針鋒相對的舉措，有利于爭取老百姓對隆武政權(quán)的支持，凝聚搖搖欲墜的南明小朝廷的人心。
從今人的角度來審視朱聿鍵，很容易產(chǎn)生假如其身處故明時代，也許將成為一位有為的守成之君的暇思，不過，歷史的發(fā)展往往并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朱聿鍵在明宗室中雖然個人素養(yǎng)突出，也很想效法東漢光武帝劉秀那樣光復(fù)故明的山河社稷，但自身素養(yǎng)的欠缺和客觀現(xiàn)實的無奈，已經(jīng)不可能在給他做光武帝劉秀第二的機會了。
回頭看來，學者們在評介南明的歷史時，往往都將失敗歸咎于南明政治制度的腐敗無能，有意無意的忽略了南明方面宗室官吏素養(yǎng)方面的欠缺。
朱聿鍵作為南明君主中的出色代表，被后世史家寄予了無限同情，就如同崇禎皇帝被給予非亡國之君而亡國同情評分一樣，但卻忽略了朱聿鍵個人素養(yǎng)欠缺的一面。
依筆者愚見，朱聿鍵的個人素養(yǎng)欠缺是先天就造成的，這是他無法通過自身努力克服的。
對比漢光武帝劉秀，朱聿鍵的不足主要在于兩個方面。
其一，文采出眾，儒學修養(yǎng)深厚，文韜武略不佳。
大家都知道，漢光武帝劉秀是個文武全才的統(tǒng)帥，從起兵伊始便沖鋒陷陣，無論是前期以弱克強消滅新莽之戰(zhàn)，還是后來消滅赤眉軍和割據(jù)勢力的諸多戰(zhàn)役，他或親自上陣沖鋒，或幕后策劃指揮，均表現(xiàn)出了很高的軍事素養(yǎng)和謀略水準，更加手下有著名“云臺二十八將”等一批出眾的戰(zhàn)將和謀士，有一支完全效忠于他個人，并在戰(zhàn)爭中不斷發(fā)展壯大的精銳之師，使得他在經(jīng)受某些挫折和失利的情況下，很快走出陰影，反敗為勝，扭轉(zhuǎn)乾坤。
而朱聿鍵則長期生活在囚牢和王府之中，雖也受盡磨難，但與世隔絕，甚至難以了解外界的情況，在缺乏實力的情況下倉促的被推舉為皇帝，雖飽讀詩書，文化素養(yǎng)較高，稱帝后表現(xiàn)出了的治管國家的才能，但在本質(zhì)上仍然是個書生，對于排兵布陣、行軍打仗完全是門外漢，（當然也和明末以帶兵鎮(zhèn)壓造反武裝的洪承疇、盧象昇、孫傳廷等文官也沒法比），而在當時清軍大軍壓境、南明文武官員和軍隊大批投降的危急情況下，南明政權(quán)所需要的皇帝人選恰恰是像明成組朱棣這樣富有膽識和統(tǒng)軍作戰(zhàn)能力的梟雄式人物。（朱棣在發(fā)動靖難之役時的本錢只是燕王府的幾百親兵而已，而他的對手建文帝朱允炆手握幾十萬大軍）
顯然，朱聿鍵并不是這號英雄人物，也就有心卻無力挑起在軍事上扭轉(zhuǎn)頹勢的這副重擔。
其二，不善凝聚人心，招賢納士，組織聽命于自己的軍事政治集團
漢光武帝劉秀在哥哥劉縯遇害之后，只身北上河北，通過自己的一番努力，采用種種的手段，終于建立了一個完全在政治上忠于自己的牢固軍事政治集團（雖然其中劉秀的處境也一度頗為艱難，甚至有南返逃離河北之心），手中積累了敢于和更始帝劉玄叫板的資本，開始走上了兼并其他割據(jù)勢力的征討之路。
而朱聿鍵在稱帝之后，面對大量文武官吏的不斷投降，人心渙散難挽的事實和與魯王集團的對立，雖然采取了某些措施，但面對清強明弱的不爭事實，難以在根本上挽回動搖的人心士氣，就在隆武政權(quán)滅亡前夕，隆武帝發(fā)現(xiàn)朝中大臣暗中投寄給清廷的請降書達二百余封，面對此等大勢已去，他也只能無可奈何的一律在午門前一燒了之，并告誡諸臣“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其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貳初衷。”
當然朱聿鍵個人素養(yǎng)上的不足僅僅是問題的一方面，他的無奈更多的是由客觀的局勢所決定的，非他個人所能改變。
不可否認，朱聿鍵進取之心很強，剛一即位就要御駕親征，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發(fā)現(xiàn)自己想有所作為已越來越不可能。
在隆武帝的計劃中，他提出了五路興兵的總體方針，即鄭鴻逵、鄭彩各帶二路大軍，從陸上遠征浙江與江西；其中，鄭鴻逵部主要在贛北與浙江作戰(zhàn)，而鄭彩部分為兩支出擊江西，主要在江西中部作戰(zhàn)。另有二支水師分路出兵，一支北上，一支南下；再次，隆武帝在鄭芝龍軍，作為殿后。
正如前所述，隆武政權(quán)是在以鄭芝龍為首的武將和黃宗周為首的文官等一批福建籍官吏的支持下建立的，同魯王政權(quán)一樣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
鄭芝龍，又名鄭一官，號飛黃，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鄉(xiāng)人，是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軍事集團首領(lǐng)，早年隨舅父黃程在澳門從事海上貿(mào)易，后投奔僑居日本的華僑李旦門下，為李旦收為義子，因為人精明能干，為李旦所賞識，委派其專門負責越南的生意，不過數(shù)年，便成為巨賈。
鄭芝龍在與日本人開展貿(mào)易的過程中，與日本平戶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締婚，田川松在天啟四年（1624年）生下鄭芝龍長子鄭森，即后來抗擊清軍收復(fù)臺灣的鄭成功。
在開展海上貿(mào)易的過程中，鄭芝龍開始了亦商亦盜的海上生涯，曾經(jīng)與荷蘭人合作，進行海上掠奪。
天啟五年（1625年），與鄭芝龍合作開拓臺灣的漳州人顏思齊去世，眾人推鄭芝龍為盟主，繼續(xù)開拓臺灣，建立了初具規(guī)模的鄭氏地方統(tǒng)治政權(quán)。
同時鄭芝龍開始劫掠金門和廈門，經(jīng)過一番交戰(zhàn)，擊敗明軍，將金門和廈門據(jù)為己有。
1628年鄭芝龍接受福建巡撫熊文燦招安，率部降明，詔授海防游擊，任“五虎游擊將軍”。
戴上紅頂子的鄭芝龍自此成為了福建、臺灣一帶富可敵國的豪強勢力，他的軍隊打明軍的旗子，但軍餉卻由他自己發(fā)放，這支三萬之眾的水師曾擊敗荷蘭人和其他?？埽屗毎粤藮|南沿海一帶的海上貿(mào)易。
鄭芝龍作為掌握兵權(quán)的實力派，實際一直把握朝政，隆武帝為拉住他繼續(xù)支持自己，也不得不讓他三分。
朱聿鍵要用兵光復(fù)失地，就需要掌握兵權(quán)的鄭芝龍的通力合作，因為他提出的這個計劃基本是依托鄭芝龍的人馬出閩作戰(zhàn)來實施。
但朱聿鍵卻忽視了一個重要情況-----此時的隆武朝軍力已經(jīng)是捉襟見肘，難以支撐他的宏偉藍圖了。
這是因為，到崇禎皇帝自縊時，明軍的精銳部隊在長期的與滿清和農(nóng)民軍的作戰(zhàn)中基本消耗殆盡，最后由吳三桂統(tǒng)帥的關(guān)寧軍也在山海關(guān)投降了清廷，而不是南下投奔南明或歸降李自成。
同時，李自成和張獻忠的部隊在北方的流動作戰(zhàn)和清軍的入關(guān)掠奪式侵襲摧毀了明朝在北方的行政體系，北方的廣大地域基本處于一種真空狀態(tài)，清廷南下沒有遇到在江南那樣的頑強抵抗，與此也有很大關(guān)系。
而弘光政權(quán)瓦解之后，隨著江北四鎮(zhèn)總兵的或死或降以及左良玉部的投降，南明在江南的軍事力量實際只剩下了在福建的鄭芝龍和湖南的何騰蛟兩支正規(guī)軍，其余的大多是起義的義師和收攏的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官所掌握的地方團練武裝，普遍缺乏訓練和軍餉，已無力向清軍發(fā)起戰(zhàn)略反攻。
鄭芝龍作為崇禎朝被福建巡撫熊文燦所招安的?？?，手中握有一支由他自己私人出資發(fā)餉的水師計三千人，其弟鄭鴻逵在弘光朝曾經(jīng)臨時招募一支水師北上，駐扎鎮(zhèn)江，清軍南下時他因作戰(zhàn)失利，率殘部護衛(wèi)朱聿鍵到福建，收攏了部分殘部，總計還剩大約兩千人。
隆武政權(quán)成立后，為推行朱聿鍵的親征計劃，鄭芝龍兄弟的部隊有所擴大，但因軍餉匱乏，鄭氏的部隊也一直保持在六千人上下。
除此之外，還有大約一萬五千左右聽命于隆武朝的粵軍和贛軍，合計下來，這兩萬人馬就是隆武朝武裝力量的全部家當。
雖然當時在浙江還有魯王朱以海號稱十萬之眾的人馬，但由于唐、魯政權(quán)事實上已陷于嚴重對立，因此朱聿鍵不可能指望魯王的軍馬支援自己的計劃。
就拿朱聿鍵自己的警衛(wèi)隊來說，實際是由原福州本地的衛(wèi)所軍改編而成，而明代的衛(wèi)所軍到明朝后期都已經(jīng)變軍為民，隆武帝即位后他們被改編為儀仗隊使用，基本沒有戰(zhàn)斗力，根本無法用于作戰(zhàn)。
而隆武朝的對手是投降清廷的漢人四藩和新近歸附清朝的南明正規(guī)軍，雖然攻打滿洲軍不怎麼樣，但對付南明的殘軍卻是綽綽有余，再加上南明內(nèi)耗嚴重，不斷有人歸降，使得朱聿鍵的五路興兵計劃的確可用脫離實際來形容。
但在疆域不斷淪陷，文臣武將不斷投降，清軍步步緊逼的背景下，為了挽救處于風雨飄搖中的隆武朝，面對唐魯對立、軍餉匱乏、權(quán)臣擅政，人心渙散的困局，根基本來就不牢的隆武帝必須要做出些成績來樹立個人的威信和維系自己的皇位，而不可能像自己的先祖朱元璋那樣推行“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穩(wěn)健策略，（當然朱聿鍵不可能像先祖朱元璋那樣拋開鄭芝龍自主創(chuàng)業(yè)，招兵買馬，他并沒有那個能力）正是這種在形勢逼迫下的急功近利，讓他不顧一切的催促開戰(zhàn)。
從隆武元年八月到隆武二年二月，半年之內(nèi)，鄭鴻逵、鄭彩甚至大學士黃道周都積極向江西進軍并與清軍交戰(zhàn)，但處于弱勢的南明軍不僅無力與清軍抗衡，反而一再損兵折將，最后連“投筆從戎”的黃道周都被清軍俘獲遇害。
黃道周，字幼玄（或幼平），又字螭若，螭平，號石齋，明代福建漳浦銅山（現(xiàn)東山縣）人，明末著名的學者、書畫家、民族英雄。天啟二年（1622）進士，官至禮部尚書。
黃道周為人剛正不阿，在崇禎朝因為與崇禎信任的楊嗣昌辯論時，當面指斥崇禎皇帝“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治！”觸怒崇禎，因而被連貶六級。
崇禎十三年（1640），江西巡撫解學龍舉薦黃道周，惹怒崇禎皇帝，被治罪，黃道周被解學龍牽連，被判永遠充軍廣西。
崇禎十四年，楊嗣昌治政有失，自殺而亡。崇禎回想起黃道周當初的預(yù)言，便下旨將黃道周復(fù)官，入京召見。黃道周見朝廷昏庸無道，國運已盡，遂告病辭官，回到老家福建漳浦，結(jié)廬先人墓側(cè)，專心著述。
弘光朝建立之后，他再次出山擔任弘光朝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弘光朝敗亡之后，轉(zhuǎn)而擁戴朱聿鍵為帝，以圖東山再起。
黃道周作為朱聿鍵所信任的重臣，本來打算與自己推崇的這位明君同舟共濟，但鄭芝龍自持兵權(quán)在握，驕橫跋扈，不把隆武帝和黃道周等文官放在眼里，雙方矛盾日益激化。
憤慨之下，黃道周自告奮勇督兵出福建，聯(lián)絡(luò)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帶的金聲等部義軍，設(shè)法為隆武朝廷打開局面。1645年七月二十二日，黃道周勉強拼湊了三千多名士卒踏上了征途，掌權(quán)的鄭芝龍不但不予接濟，而且糧餉也只給了一個月。師出不久，兵餉就接濟不上。黃道周只好利用自己的聲望和書法親筆書寫委任狀，沿途召募一些忠貞之士。
后世的史家評論黃道周出兵，基本上眾口一詞對這位學問高深的隆武朝大學士的統(tǒng)兵御敵行動持批評和否定態(tài)度，確實，黃道周雖讀過一些兵書，為《廣百將傳》作了注斷，卻只是紙上談兵，從來沒有指揮過軍隊。部下兵將大抵是應(yīng)募而來，缺乏作戰(zhàn)經(jīng)驗，不過憑著一腔熱血奮勇向前而已。
后來投降清廷，最后收復(fù)臺灣的施瑯當時正在黃道周軍中充當偏裨，深知前途兇多吉少，于是建議黃道周遣散隊伍，只帶少數(shù)經(jīng)過挑選的人由小路直接進入贛州，以首席大學士督師的名義節(jié)制和調(diào)遣南贛、湖廣、廣東、廣西等地總督、巡撫、總兵，會師進取。
但當時正在興奮中的黃道周卻看好自己的聲望，認為會有很多人響應(yīng)自己，對施瑯的這一正確建議不予采納。
隨著戰(zhàn)事的展開，黃道周連吃敗仗，頭腦開始變得較為清醒，他意識到自己非統(tǒng)兵御敵之才，于是向隆武帝懇求，放他回鄉(xiāng)養(yǎng)老，所余部隊可交給其他將領(lǐng)。但隆武帝并沒有同意。 [s R F+D!  
于是黃道周在兵弱餉匱，損失很大的情況下，仍然不顧一切進攻，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官黃道周再次發(fā)動進攻，目標是安徽的徽州府，第二天，清徽寧池太提督張?zhí)斓摿⒓绰受姺秩穱ピ诎不真脑纯h境明堂里下營的黃道周，黃道周部眾被打散，他本人被張?zhí)斓摬肯驴偙澆糠敗?br>黃道周被俘后，送至南京囚禁，由于他名聲在外，清廷派洪承疇勸降，黃道周寫下這樣一副對聯(lián)：“史筆流芳，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將史可法與洪承疇對比。洪承疇又羞又愧，上疏請求免道周死刑，清廷不準。后絕食十二日，期間其妻蔡氏來信：“忠臣有國無家，勿內(nèi)顧”。
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黃道周就義于南京，在東華門刑場上，他面向南方再拜，后撕裂衣服，咬破手指，留血書遺家人：“綱常萬古，節(jié)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臨刑前大呼：“天下豈有畏死黃道周哉?”最后頭已斷而身“兀立不仆”，死后，人們從他的衣服里發(fā)現(xiàn)“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個大字。
黃道周終年六十一歲。
隆武帝得到黃道周殉難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贈為文明伯，謚忠烈。
清代著名學者蔡世遠概括黃道周的一生：嚴謹?shù)闹螌W精神和淵博的學問可比邵雍，忠貞為國直言敢諫可比李綱，慷慨赴難從容就義可比文天祥。（黃道周通天文、理數(shù)諸書。工書善畫，詩文、隸草皆自成一家，世人尊稱之黃圣人、石齋先生。）
甚至連清乾隆皇帝在黃道周殉難百年之后，都以贊賞的口吻稱他：“不愧一代完人！”
黃道周以他的壯烈殉道，完美的詮釋了明末清初那些不愿屈服于異族的漢族士民們“節(jié)操棱棱還自持,冰霜歷盡心不移 。”的高尚品質(zhì)，但卻無助于改善隆武政權(quán)日益惡化的軍事形勢。
作為黃道周們而言，他們輕生死，重大節(jié)，面對困難毫不畏懼，甚至甘愿現(xiàn)出自己寶貴的生命，這無疑是值得后人學習肯定探討的永恒話題，但在辯證唯物主義這把直尺的丈量面前，我們也無須否認他們的弱點和不足。
曾經(jīng)有學者論及崇禎皇帝的用人，認為他愚賢不分，忠奸莫辨，白白浪費了大量可用之才（黃道周就是個明顯的例子），而重用溫體仁、周延儒這樣的奸邪之輩，是不能知人善任的體現(xiàn)。
筆者并不完全同意這種觀點，筆者以為，明朝末年固然有吏治腐敗、黨爭殘酷、財政危機、持續(xù)的天災(zāi)等等足以導(dǎo)致明帝國崩潰的危險因素存在，但最后導(dǎo)致帝國崩潰的直接原因卻是農(nóng)民起義和滿洲貴族的軍事侵襲這樣的人為的原因，作為明王朝文官集團成員的黃道周們，也許在治國方面會出類拔萃，但解決或控制此類內(nèi)憂外患卻并非他們的所長，而是需要出色的軍事才能的武將們挺身而出，假如說明朝開國時期擊敗蒙古憑借的是徐達、常遇春、藍玉等開國元勛群體，嘉靖朝消滅倭寇依靠了戚繼光、俞大猷等出色帥才，萬歷抗倭尚有李如松等悍勇猛將沖鋒陷陣的話，那麼明末自萬歷朝開始，由文官集團一直主導(dǎo)的遼東戰(zhàn)事和關(guān)內(nèi)鎮(zhèn)壓造反武裝的攘外安內(nèi)行動卻一敗再敗，接連丟城失地，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洗脫自己應(yīng)該負的責任。
在南明時期，史可法、黃道周、瞿式耜等文官都是絕對的干才，但南明的永歷朝自何騰蛟、瞿式耜敗亡之后，就完全依靠大西軍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人在西南經(jīng)營的一塊根據(jù)地和掌握的武裝力量才得以支撐到1662年（永歷朝后來的很快覆亡和孫可望投清泄露了李定國軍的虛實有不小關(guān)系），作為草莽出身的孫可望等人能做到的（其實這一點鄭成功也做到了），黃道周、瞿式耜等人顯然無法做到（通過他們在戰(zhàn)爭中的表現(xiàn)看），不能不說和南明缺少李定國式的人物有直接關(guān)系！
從歷史記載的情況來看，隆武帝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盡管敗仗連連，隆武帝仍然執(zhí)著的要發(fā)動親征（雖然這是一種有進取心的積極表現(xiàn)），隆武元年十二月，他離開福州，準備移駐戰(zhàn)事激烈的江西贛州，但直到第二年八月，都沒能走出福建。
雖然隆武帝并不貪生怕死，在出發(fā)之前，他曾表示“寧進死，不退生。”宣布再有請駕回天興，并清避廣東者”，從重議罪，但由于鄭芝龍千方百計的阻撓，他去江西的親征計劃終成泡影。
鄭芝龍的阻撓當然是有目的的，作為由他一手扶植的隆武帝，曾經(jīng)對他言聽計從，但隨著他個人的跋扈和對隆武帝光復(fù)祖宗社稷的冷淡，雙方的蜜月結(jié)束了，隆武帝在黃道周等忠貞的臣僚的支持下，對鄭氏的某些作為采取了處罰，如因鄭洪奎部將黃克輝擅自撤退將曾經(jīng)保護他到福建的鄭鴻逵由太師降為少師；因作戰(zhàn)消極而削去鄭彩的伯爵等等。鄭芝龍的本意原打算借隆武朝廷的名義鞏固自己在福建等地區(qū)惟我獨尊的地位，“挾天子以令諸侯”，但隨著雙方在隆武帝親征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再加上隆武帝得知楚督何騰蛟招安了李自成大順軍余部十余萬人，實力大增，決意移駕江西，擺脫鄭芝龍的控制，轉(zhuǎn)而依靠江西方面的明軍和何騰蛟，與何騰蛟兩面夾擊進而光復(fù)南京。
作為生長在南陽的隆武帝早就與曾為南陽縣令的何騰蛟相識，得知何騰蛟在湖南的消息，隆武帝馬上就封其為湖廣總督。
隆武帝把何騰蛟當做了救星式的人物，以為憑借當年的舊交情，何騰蛟會對他言聽計從，他的計劃會馬到成功，可事實上，投降何騰蛟的大順軍余部保持了較大的獨立性，而且明軍因為軍餉困難而導(dǎo)致軍心渙散，軍紀敗壞，戰(zhàn)斗力較差，以至于何騰蛟雄心勃勃所發(fā)動的岳州、荊州之戰(zhàn)以明軍的大敗而告終，實際上也就不可能策應(yīng)江西的明軍，隆武帝即使到了江西，也不會有甚麼大的作為。
隆武帝本人對此卻一無所知，隆武政權(quán)覆滅的前夕，當何騰蛟的使者姍姍來遲覲見時，他還大為震怒的斥責何騰蛟派遣的迎駕軍毫無動靜，卻根本想不到自己所信任這位都督其實也只是在敷衍對實際情況毫不了解的他而已。
盡管隆武帝的親征計劃實際已是“水中月，鏡中花”，不可能實現(xiàn)，但隆武帝因此與鄭芝龍兄弟的決裂卻客觀上把自己更快的推向了敗亡的深淵。
在鄭芝龍看來，他本來就是一由海寇投誠的官吏，心目中并無甚麼強烈的忠君思想，之所以擁立隆武帝不過是貪圖榮華富貴的功利思想在起作用，現(xiàn)在清軍大兵壓境，隆武帝又與他離心離德，轉(zhuǎn)而投清也就理所當然。
隆武二年三月，正當隆武帝為自己的計劃進展緩慢而憂心沖沖時，鄭芝龍與自南京而來的洪承疇的招降使者已經(jīng)開始談?wù)撏督档臈l件了，在洪承疇許諾封節(jié)制三省王爵的誘人條件面前，鄭芝龍做出了決心投誠，撤出兵士而不阻截清軍南進的承諾。
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清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博洛統(tǒng)軍進攻魯王政權(quán)的錢塘江防線，魯軍一觸即潰。
到七月十六日，清軍拿下了金華，魯王政權(quán)在浙江的統(tǒng)治宣告結(jié)束。
八月十三日，貝勒博洛、閩浙總督張存仁、巡撫佟國鼎帶領(lǐng)滿、漢軍從衢州出發(fā)，收取福建，由于鄭芝龍早通清軍，早早令守關(guān)部將撤守，因而清軍到來前一個多月，浙南通往福建的咽喉要地仙霞關(guān)便已幾乎無人防守了，清軍在八月十七日不費吹灰之力便拿下了仙霞關(guān)，當天便攻克了隆武帝暫住的延平府。
隆武帝在延平府聞清軍入關(guān)，急忙與曾皇后上馬，大驚狂奔，其間大學士何吾騶等人棄駕而去，隨行他的只有忠誠伯周之藩、給事中熊偉帶領(lǐng)的500多人，二十七日到達汀州。
二十八日，尾隨而至的清軍以明軍之衣帽偽裝，騙得守軍打開城門，進入汀州，隆武帝后及親隨手持刀矛在府堂欲做抵抗時，為清軍弓弩手所射殺，同時被殺的還有忠誠伯周之藩、給事中熊偉以及一些跟隨隆武帝的宗藩。
隆武帝后的同時殉難，標志著南明隆武政權(quán)的滅亡。

后記
隆武帝未曾想到，他的生命與小朝廷的終結(jié)的這樣突然而又迅速，完全是拜擁戴他登基的頭號功臣鄭芝龍所賜，而且他至死也沒有沒有明白這一點，要不然他逃跑的時候就不會那樣倉促，殉難時身邊的護衛(wèi)的兵士就不會那樣的少。
古語云：“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說的是百戰(zhàn)不殆的漢代名將韓信因丞相蕭何而飛黃騰達，最后亦因蕭何而命喪黃泉的典故，用這個故事來類比隆武帝和鄭芝龍的恩怨糾葛，的確有些驚人的相似----無論身前曾有多么榮耀，成就有多大差異，可在因利益糾葛而導(dǎo)致背叛與出賣面前，卻同樣的殊遇同歸。
隆武帝朱聿鍵的一生，充滿了坎坷與悲情，他出生宗室之家，本來應(yīng)盡享富貴榮華，可他卻曾經(jīng)面對祖父的冷酷無情，崇禎皇帝的刻薄寡恩，這些來自本應(yīng)關(guān)心愛撫他的親人的冰霜利刃讓他體驗到了生命九死一生的無奈與蒼涼。
朱聿鍵有運氣，感受了很多人一輩子也嘗不到的做皇帝的滋味，但這運氣卻如流星般一閃而逝，付出的代價卻是自己的生命。
朱聿鍵有福份，賢惠的妻子在危難中以人類原始質(zhì)樸的愛挽救了他的生命，但這福份卻以他們夫妻的同生死劃上了一個令人唏噓的感嘆號。
朱聿鍵有志氣，他磨難之中意氣不挫，發(fā)憤苦讀，學而有成；國難臨頭，徐圖自強，矢志復(fù)國，難奈大勢如年華般逝去，唯留下“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孜孜進取心。
回望三百多年前的這段歷史，朱聿鍵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只是在歷史長河中出現(xiàn)了一瞬，但他的功過得失、七情六欲、性格優(yōu)缺卻會在后人身上繼續(xù)出現(xiàn)復(fù)制，從這一意義上講，他的個人歷史不會隨著歲月的逝去而湮沒，而是將以耐人回味的暇思而獲得存在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