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創(chuàng)儒家之說，到孟子發(fā)揚并壯之，這期間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的弟子曾參和孟子的老師子思，曾子的《大學》和子思的《中庸》進一步闡述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成為這一時期儒家最為重要的作品，并與《論語》、《孟子》一道成為以后儒家所推崇的四書。

修己治人之“大學”與“中庸”是儒家學說中非常重要的核心之一，而“修己治人”與“中庸”之道就是《大學》與《中庸》所論述的核心內(nèi)容。儒家從孔子開山，到孟子將其推到極致頂峰，在這期間儒家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兩個人，對儒家的發(fā)展是起到至關(guān)重要承上啟下的作用。一個是既是孔子的弟子，又是《孝經(jīng)》、《大學》的作者曾子；一個是孔子之孫、曾子的學生子思、《中庸》的作者。他們將孔子所創(chuàng)建的儒家之學說，加以系統(tǒng)化的整理并加以細致的詮釋，使得原本零亂的孔子儒家之思想學說得以完善并系統(tǒng)地上升到了理論的高度，《孝經(jīng)》、《大學》、《中庸》也都成為了儒家學說中非常重要的經(jīng)典作品。特別是《大學》、《中庸》更是成為儒家經(jīng)典的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首，并與《易》、《書》、《詩》、《禮》、《春秋》五經(jīng)并列，成為儒家基本的教義指南。由此可見曾子與子思對儒家學說的貢獻。

曾子，曾參，與父親曾點同是孔子的弟子，由于親耳聆聽過孔子的教言，深受孔子之儒家學說之熏陶，深諳老師儒家之真諦，其在《孝經(jīng)》、《大學》所對儒家思想的解釋非常的到位，將儒家學說孝悌和修己治人之說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子思，孔子之孫，孔鯉之子，師從曾子。從老師那里學到并領(lǐng)悟到孔子之中庸之真諦，并加以完善，推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弟子孟子對儒家的進一步完善和形成所作的貢獻，使我們不能不提這兩個在儒家學說形成一個完整理論過程中，對儒家思想所做的卓越的貢獻的智者大家。

    有志向的士和君子必“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與小人則“未足與議也”，君子應(yīng)“無所爭”但也“必也射”，相互“揖讓而升，下而飲”，這才是“其爭也君子”，切不可效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之陋習；雖然“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君子應(yīng)“泰而不驕”，且勿學“小人驕而不泰”，所以“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禮記》]，君子應(yīng)“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對待言行則應(yīng)該“先行其言而后從之”； 君子“行之于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

作為君子應(yīng)該經(jīng)常反思自己“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賢才不同的人所做的貢獻也是不同的，“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君子對待朋友和兄弟則““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朋友之間“切切偲偲”，兄弟之間“怡怡”如也。應(yīng)該學習孝敬，“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只有這樣才能如“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才能幫助國家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上述只是孔子在《論語》對德之修養(yǎng)之一些看法，乃夫子對所謂君子的個人品德修養(yǎng)，提出的一些自己認為的準則，就是今日看來，其許多語錄章句仍不失其積極意義。對人之品行之強調(diào)之要求，是孔子最為看重的，君子與小人之德是有明顯區(qū)別“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正因為對修身養(yǎng)德之重要，在孔子門下神受孔子儒家精神之熏陶、并深諳孔子儒家之精髓曾子，將孔子的思想學說更進一步提煉并加以系統(tǒng)地闡述。在其所著的《大學》里，曾子認為“明明德”、“新民”、“至于至善”之儒家最高境界之到達，必須需要經(jīng)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八目”的過程，必須經(jīng)過磨練并經(jīng)過自我之“內(nèi)圣”境界之提高，才能似潭水自若之游魚“外王”境界之實現(xiàn)。

所謂大學，漢大學者經(jīng)學家鄭玄說“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古時有大、小學之分，八歲入小學，學習禮儀；十五歲入大學，學習進德修業(yè)治國之大道理。所以有“大學者乃大人之學也。”

《大學》通篇十一章，緊緊圍繞著“三綱”——“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和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展開。八目乃絲絲相扣，逐一趨進，知止而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由此而能達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 從而以求齊家、治國、平天下更遠更高人生目標之實現(xiàn)。

知其止，定其志，靜其心，安其境，修其身，慮其周，得其道，方能進，以達家之齊，國之治，從此而乾定天下。這就是《大學》所要講的宗旨，就是儒家所期望在此一個循環(huán)過程，能產(chǎn)生一個賢能的圣人（譬如舜堯，譬如禹湯，譬如文武周公），并在此圣人之手中誕生一個禮樂融融的理想社會。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而如何能彰明自己的德性，使他人不斷除去舊我而自新，以到達完美至善最高的精神與物質(zhì)之境界，這是大學之綱領(lǐng)，也是為人救世之綱。“人之初，性本善”，儒家一直強調(diào)人之本性是善的，人之內(nèi)心一直有一種美好光明的德品所在——也就是明德，只是由于外部環(huán)境與物質(zhì)之誘惑所為，使之墮落其中。所以在“明明德”的同時，要求要“親民”（“親”，朱熹引程頤之說，“親”為“新”；《唐誥》有“作新民”，意思相同，乃推己及人，使人革舊換新之意。），再由此推而廣之，以到達盡善盡美必由之極致之境——“在止于至善”。此三綱乃儒家推行的所謂“內(nèi)圣外王”道之根本所在。張居正為皇帝經(jīng)筵講解《大學》時說：此乃“有天下之責者，尤當其心也。”，可見《大學》之道，就是講治國之道。

“明明德”乃“內(nèi)圣”，只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明明德”于自身，才能推己及人“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新民”，由此“至于至善”而達“外王”。《大學》之道，莫過于此焉！

三綱八目，是儒家標準之規(guī)范，在《大學》里說教顯得更多一些。但在釋三綱八目時亦多采用《詩》、《書》之彧文為其詮釋。如《書》“克明德”、“克明峻德”來釋“明明德”，用《書?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來解“新民”之意。《詩》一“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則說一個優(yōu)秀的君子的德品的“止于至善”之境；《詩》二“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兄宜弟”等，都是講齊家和睦之意。用經(jīng)典來闡述大學的學問，是此書的一大特色。

在三綱的實現(xiàn)中，八目是必須的關(guān)鍵，而八目之核心則是修身，此乃為八目之綱，其銜接上下，慣傳前后，綱舉而目張。所謂舉一綱而目自張，這是唯心的想法，將修身絕對化是《大學》中自身也是終身的缺陷。另外任何事物以及知識都是在變化中發(fā)展的，任何東西都是不能達到所謂“知之至也“的極致，這也是《大學》中比較主觀的論述。當然，這與曾子所處的那個時代有關(guān)，曾子的認識遠沒有達到現(xiàn)在的程度。程朱在論述儒家學說，并將其發(fā)展的過程中，同樣犯了先知先驗的唯心主義，更將《大學》的觀點發(fā)揮到了極致。所以,在讀古人留下的東西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用唯物主義的科學發(fā)展的觀點來客觀地加以區(qū)別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