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就很喜歡蘇軾的一首《沁園春》，林語堂《蘇東坡傳》里說他頗有些好作品都與弟弟子由有關，千古中秋詞《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其一，《沁園春》（孤館燈青）即其二。這種例子不勝枚舉，超然臺脫不開子由，子瞻寫“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是熨貼貼的激勵、展望。而《沁園春》的下闋最打動我：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yōu)游卒歲，且斗尊前。”

但我讀詞不精，曾據此判斷這首詞應當出現在蘇軾年譜早期，而事實上，他早年不涉填詞。這是北赴窮壤密州之后的閃回了，作者已非“初來少年”。那種“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澄闊志向難于舒展，“用舍由人，行藏在我”的瀟灑帷幄也實行得跌跌撞撞。于是他又回到當下，以及比當下更遠一點的寄意，“身長健”可堪“但愿人長久”，“且斗尊前”，暫歇性麻痹，倒是“還酹江月”一路，背后水遠煙微，無涯無奈。

《編年校注》論此篇，引元好問的責評，以為其“醉飽而后發(fā)之，雖魯直婢仆且休道”，故而絕非東坡所做。又扯到烏臺案，所謂“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那么好了，神宗“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叫蘇某閑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我讀此發(fā)笑，雖然詩案彈劾條絕非一例，但宋神宗會這么發(fā)脾氣，首先于時序上講不通--蘇不是落此筆立即獲罪，也不是一獲罪就立即貶派黃州的，二則神宗頗有袒護之意，最后也是他挽蘇軾于九死一生，如此重磅罪，判得相對輕，遠比之后遠遁海涯瓊島輕得多。此等文句，至多觸碰御史臺神經，神宗多半一笑置之吧？于是這非但“小說家以神宗之言實之”，而更像“小說家訛神宗之言”了。

曹樹銘言“東坡詞中有我，有真性情，真面目，一生壯志，盡于此矣。至于‘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既合孔子之道，亦系當時政治與思想之局限。” 以為甚是。關于用舍、行藏，《蘇軾文集》史評筆記卷有一則叫《管仲分君謗》，筆合孔子說的“管仲器小”，在《論語.八佾》，孔子用了一對排比事例，說國君如此排場，你管仲也如此，何來的禮制呢？“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而《戰(zhàn)國策》站在分君謗角度，認為管氏鋪奢招致民憤，其意卻在“以掩桓公”。蘇軾的批評則是：

管仲仁人也，《戰(zhàn)國策》之言，庶幾是乎！ 然世末唯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蛟唬?#8220;管仲不可諫也。” 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器小也。”

他首先肯定了《戰(zhàn)國策》對管的評價，贊之仁人。繼而宕開一筆，說管仁卻陋，怎可光顧著文過分謗，而不直陳君之過呢。之后即用舍、行藏很關鍵的一句話，也是孔子本人的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不用在君，為人臣者，即使直面閉塞言路，牢獄災禍，也應當勇于直諫。這是儒家忠君報國，輔天濟民的慨然態(tài)度，蘇軾一生都如一貫徹，哪怕他寫再多逍遙飄灑的詩文，哪怕他最終只得“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那種看淡、倦怠、縱情、回避，權充心靈救生藥，即或占據靈魂療程越來越大的比重，依然掩不住噴涌的熱情。

他形容李白的文章“豪俊，語不甚擇，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擅長平易字匯，靈機迸發(fā)，我覺得是他二人共同特點，而蘇軾文的確“如萬斛泉源”，讀之酣淋爽快，氣勢磅礴，從宦海自福角度，卻不見得“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不斷肯直上諫，揮筆萬言，也不給政敵好臉，于是不斷遭罷黜，甚至死罪。暫出東山，仍舊滔滔汩汩，為民請?zhí)?。他不太容易收藏，藏都藏不住。我每晚讀一二他的史論時評，總不免贊嘆“氣太足了”，更難免擔憂“太直接了”，雖然他的命運早已定局?！短K東坡傳》的譯者張振玉將“a vivid personality” 譯作“元氣淋漓，富有生機”，很妙的開場筆，延及政事，約絆不住縱健筆鋒，卻不一定是福祉。

常設想，如果蘇東坡待在黃州終老呢，交友問道，著書修史，京詔來了也避辭不就，他后半生大起大落會否平復一些？葉嘉瑩談蘇軾，喜歡引他那句“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離別海南時寫下的，讀之再三，胸中戚然。再回到他的“用舍由人，行藏在我”，一生如此直，如此真，如此澄清，怎叫人不感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