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禁毀書籍的浪潮

　　乾隆朝在迭興文字獄的同時，又在全國范圍內(nèi)大規(guī)模地查禁時人著述與藏書，先后延續(xù)了十余年之久。

　　早在一七六九年（乾隆三十四年），乾隆帝閱錢謙益所著《初學(xué)集》、《有學(xué)集》等書后，說“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傳諭各督撫在各地查繳銷毀。錢謙益是明末清初文壇巨擘。叛明降清后，因病乞歸，死于家中。所著文集在各地流傳甚廣。乾隆帝怒斥他“大節(jié)有虧”，“不足齒于人類”，令各地不得再遺留片簡。銷毀錢書，是焚毀書籍的開始。大規(guī)模禁毀書籍，大體上是和《四庫全書》的編纂同時進行。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帝即曾傳諭直省督撫學(xué)政，廣泛搜訪民間書籍，匯送京師?！霸诜凰琳呋蛄繛榻o價，家藏者或官為裝印，其有未經(jīng)鐫刻只系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高宗實錄》卷九○○）次年初，安徽學(xué)政朱筠上疏，請將《永樂大典》中分在各卷的佚書，分別輯錄校閱。乾隆帝詔諭依經(jīng)、史、子、集四庫分類輯出，流傳已少者先撮要旨進呈。隨即開設(shè)四庫全書館，以大學(xué)士劉統(tǒng)勛、于敏中等人為總裁官，在全國范圍內(nèi)，搜采遺書，編纂以四庫分類的圖書總集《四庫全書》（參見另章）。乾隆帝詔諭各地督撫，以半年之限，采進民間藏書，若因循搪塞，惟該督撫是問。又詔諭兩江總督與江、浙巡撫，就江浙著名藏書家和坊間書賈中搜訪進呈。私人進獻藏書，將來仍與發(fā)還并給予獎勵。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賞內(nèi)府所藏《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賞給內(nèi)府刊印《佩文韻府》一部。各地進呈私獻書籍不下萬余種。

　　乾隆帝廣泛征求已刻未刻書籍，包含著查檢“違礙”的目的，即所謂“寓禁于征”。但文字獄迭起，各地官民多有顧慮，不敢將稍涉違礙者進呈。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八月，乾隆帝降旨明確規(guī)定收繳禁毀。傳諭各地督撫，“其或文字觸礙者，亦當(dāng)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將書名奏聞。”明末野史“必有詆毀本朝之語，正當(dāng)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稗官私載、詩文專集，有詆毀者，也不準(zhǔn)隱匿流傳。各省已經(jīng)進到之書，交四庫全書處檢查，有關(guān)礙者，撤出銷毀。并令派員傳諭藏書家，如有不應(yīng)存留之書，即速交出。此后若再有存留、有心藏匿，罪在不赦。（《高宗實錄》卷九六四）同年十一月，再次降旨，收繳銷毀“明末國初悖謬之書”。禁毀書籍，逐漸形成浪潮。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乾隆帝一再諭令嚴(yán)厲查繳“違礙”書籍，查禁的范圍也越來越擴大。

　　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諭令四庫全書館擬定“查辦違礙書籍條款”頒布，規(guī)定了查禁的范圍和處理辦法。

　　全毀——全部銷毀的書籍，稱為全毀。所謂“詆毀本朝”、“語涉狂?！钡那迦酥鳌⑽募?，原在全毀之列。條款規(guī)定的銷毀范圍，還擴大到前代的著述。明萬歷以前各書，涉及遼東、女真，語有違礙者，銷毀。明代各書載及西北邊外部落，語涉偏謬者，銷毀。為了扼制漢人反滿思想，甚至對宋人關(guān)于遼、金，明人關(guān)于元代的記述，“議論偏謬尤甚者”，也擬銷毀。書籍內(nèi)容并無違礙，但作者在清朝得罪者，如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人的著作，也一律銷毀。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在上諭中說：“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fù)存！自應(yīng)逐細查明，概行毀棄?！睔v朝文字獄之起，是因詩文著述中有狂悖字句而罪及其人，又因其人得罪，而焚毀其所有的文字著述。因書罪人，因人毀書，加以彼此株累，禁毀數(shù)量極大。

　　抽毀——即抽出違礙字句，部分銷毀。門各為目，人各為傳的著述，將其中有違礙的門、傳抽毀。選編的奏議、科舉對策之類，如明經(jīng)世文編、明狀元策等書，將其中有違礙者抽毀。錢謙益、呂留良等獲罪者的詩文被錄入他書或被人援引者，摘出抽毀，從原版內(nèi)鏟除。如此等等。歷年被列入抽毀之書，多達四百余種。

　　刪改——在上引乾隆帝歷年諭旨和“條款”中，還有對原作刪改的規(guī)定。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的上諭中提到明人所刻類書邊塞、兵防等門，可刪去數(shù)卷或數(shù)篇，或改定字句?！八裟纤稳藭饨?，明初人書之斥元，且悖于義理者，自當(dāng)從刪；涉于詆詈者，自當(dāng)從改?！币黄咂甙四辏ㄇ∷氖辏╊C布的“條款”中，也提到“凡宋人之于遼、金，元明人之于元，其書內(nèi)記載語句乖戾者，酌量改正。”（《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刪改的范圍也極廣泛。甚至被認(rèn)為“非斯文正軌”、“詞意■■”、“有乖雅正”以及所謂“乖觸字句”等，都可酌改。被收入《四庫全書》而又經(jīng)過刪改的書籍，不計其數(shù)。往往面目全非，與原義乖違。

　　除以上這些專制而愚蠢的規(guī)定外，乾隆帝還先后實行了兩項虐政。

　　改譯古史——和乾隆帝下諭搜訪遺書約略同時，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乾隆帝又命改譯遼、金、元三史中的音譯專名。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改譯完成。乾隆帝親自作序，說：“遼、金、元三國之譯漢文，則出于秦越人視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別，語言不通，而又有謬寓嗤斥之意存焉?！比皾h人之為臣仆者，心意終未浹洽”，所以“必當(dāng)及此時而改譯其訛誤者?！保ㄇ〉邸队莆募范硎撸┧^“改譯”，即將三史中契丹語、女真語和蒙古語的人名、地名、部名、制度專名等，都依照清代滿語漢譯的方法，修改譯字，換成新的譯名。結(jié)果造成極大的混亂。乾隆帝卻認(rèn)為這是他的一大功績，在序中說：“是則吾于遼、金、元三代，實厚有造而慰焉?！辈榻麜途幮蕖端膸烊珪窌r，又將改譯的辦法加以推廣。大抵自宋人以至明清人著述中有關(guān)契丹、女真、蒙古的譯名，也都按三史的辦法予以改譯。改譯中又因斷句錯誤、缺少知識和漫無準(zhǔn)則，而錯上加錯，給讀者帶來極大的干擾。如果說乾隆帝刪改“違礙”字句是為了箝制反滿思想，用滿語譯名改譯其他民族的古史，則全屬無知且愚昧了。

　　查禁戲曲——乾隆帝在大規(guī)模查禁史籍、詩文等書籍后，又進而對民間戲曲予以查禁。一七八○年（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諭旨中說：“因思演戲曲本內(nèi)，亦未必?zé)o違礙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guān)涉本朝字句，自當(dāng)一體飭查。至南宋與金朝關(guān)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dāng)，以致失實者?！喈?dāng)一體飭查?！保ā陡咦趯嶄洝肪硪灰灰话耍┣〉垡蛱K州、揚州為戲曲盛行之地，傳諭當(dāng)?shù)毓賳T將“應(yīng)刪改及抽撤者，務(wù)為斟酌妥辦，并將查出原本暨刪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簽，解京呈覽?！碧K、揚等地以昆腔（昆山腔）最為流行。蘇、揚查禁后，又傳諭江蘇、廣東、福建、浙江、四川、云南、貴州各省督巡，對當(dāng)?shù)亓餍械氖魄弧⑶厍?、弋陽腔、楚腔等，也分別飭查。地方戲曲是民間的文藝創(chuàng)作。乾隆帝為壓制民間反滿思想，對關(guān)涉本朝以至宋金間事的曲文，也嚴(yán)加飭查，刪改、抽撤，這自然又是極端專制的暴行。

　　乾隆帝自一七七二年（乾隆三十七年）下諭搜訪民間書籍，結(jié)合編纂《四庫全書》實行了大規(guī)模的查禁?！端膸烊珪吠瓿珊螅钡揭黄甙宋迥辏ㄇ∥迨辏┤栽趪?yán)諭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繼續(xù)查禁民間書籍。據(jù)近人考證，先后被銷毀的書籍約三千種，七萬卷以上，與《四庫全書》所收三千五百余種，七萬九千余卷，數(shù)目大體相近。（孫殿起：《清代禁書知見錄·自序》）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中，經(jīng)抽毀者四百余種，刪改者不計其數(shù)。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又由于廣泛禁毀書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有人認(rèn)為這是秦始皇焚書后的又一次焚書劫難，并非苛論。不過，遭到禁毀的某些有價值的著述，此后仍然長期在民間秘密流傳。這又再一次證明，應(yīng)用嚴(yán)刑峻法的暴力手段去加強文化思想的統(tǒng)治，雖可震動于一時，并不能阻止文化著述的傳播。

　　（三）《貳臣傳》的編修

　　乾隆帝大批焚毀“訕謗”書籍，以加強所謂“獎忠懲逆”的思想統(tǒng)治。但在處置明清之際的某些著述和人物時，卻遇到了難以解決的矛盾。明朝末年，特別是南明時期，不少忠臣義士堅持抗清斗爭，也有不少文臣武將叛明降清。如果以清朝本位判忠奸，明朝的忠臣將是清朝的奸逆，降清的叛臣，反而成為忠臣。這將使大批明末文獻難于處置，而且從根本上違背了乾隆帝所倡導(dǎo)的“忠君”的思想原則和道德標(biāo)準(zhǔn)。

　　一七七五年（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乾隆帝在一道諭旨中，正式提出承認(rèn)南明王統(tǒng)和褒獎抗清死難的南明忠臣。浙江巡撫因見朱■之所著《明紀(jì)輯略》一書附記南明福王、唐王、桂王事，奏請銷毀。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指為“不宜在概禁之例”，并指示四庫館臣在編纂《通鑒輯覽》時，應(yīng)載入南明三王事跡，因福王承繼江山半壁，唐王、桂王也是“明室宗支”，不應(yīng)稱“偽”。當(dāng)時“各為其主，始終不屈”而死節(jié)者，與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實相仿佛”，雖然清初“不得不行抗命之誅”，但他們“有死無二，洵無愧人臣忠于所事之義?！睂@些“仗義死節(jié)之人”的事跡，也都應(yīng)該寫入《通鑒輯覽》，說是“崇獎忠貞，亦足以為世道人心之勸?！笔辉?，又發(fā)出諭旨，重申“崇獎忠貞”，“風(fēng)勵臣節(jié)”。諭中說世祖（順治帝）時，曾對崇禎末年殉難的明朝大學(xué)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賜謚”。至于史可法“支撐殘局”，劉宗周、黃道周“臨危授命”，都足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戰(zhàn)死行陣或被俘后視死如歸者，無愧于“疾風(fēng)勁草”。舍生取義，忠于所事者，也“一體旌謚”。薩爾滸之戰(zhàn)時的明將劉■、杜松“冒鏑攖鋒，竭忠效命”；孫承宗、盧象■等“抵拒王師，身膏原野”。凡明季盡節(jié)諸臣，為國盡忠，都應(yīng)優(yōu)獎?？犊p生的諸生韋布，由鄉(xiāng)里供祭。（《高宗實錄》卷九九五至九九六）次年，在揚州為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帝親自為史可法札稿題詩說：“經(jīng)文已識一篇篤，予謚仍留兩字芳（謚忠正）；凡此無非勵臣節(jié)，監(jiān)茲可不慎君綱！”（同上，卷一○三五）乾隆帝表彰明末死難臣民，旨在倡導(dǎo)“忠君”，詩句說得很清楚。

　　乾隆帝在連年文字獄后，陸續(xù)發(fā)出這些諭旨，實際上是把“忠君”視為超乎本朝或本族狹隘范圍的最高道德標(biāo)準(zhǔn)，這不能不在漢人臣僚文士中引起震動。一些漢臣稱頌說：“圣人至公無我之思，教孝教忠，萬世瞻仰。”（龔煒：《巢林筆談續(xù)編》卷下）其實，乾隆帝并非是“無我”，恰恰是把“我”即皇帝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告誡人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絕對向皇帝效忠。但這一原則確立后，如何處置清初歸降的漢人和他們的著述，又使乾隆帝面臨另一個難題。一七七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乾隆帝提出了編寫《貳臣傳》的辦法，把歷事兩朝的臣僚稱為“貳臣”。這年，江蘇呈繳擬毀書籍中有《明末諸臣奏疏》、《同時尚論錄》等書。乾隆帝閱后傳諭說，劉宗周、黃道周等人的奏疏，只需修改“不當(dāng)”字句，原奏保存。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yè)等人，“在明已登仕版，又復(fù)身仕本朝”，其人不足齒，作品也不應(yīng)保存。在這道諭旨中，乾隆帝進一步指出，洪承疇因兵敗被俘歸順，祖大壽因懼禍投誠，馮銓、王鐸等人在明朝是顯宦，在本朝又“忝為閣臣”。左夢庚等人是在清朝大軍到后，才解甲乞降。當(dāng)時，對這些人不得不加錄用，以安人心。事后平情而論，他們都是遭逢時難，畏死■生?！爸劣诩冉祻?fù)叛，或又暗中詆毀者，更不能比之人類”。乾隆帝指令把這些“大節(jié)有虧之人”，在國史內(nèi)另立《貳臣傳》一門，據(jù)實直書，送呈裁定。

　　乾隆帝力倡忠君，不惜獎謚明末忠臣，貶抑降清的貳臣。但據(jù)此實行，忠于明者得到表彰，降清后忠于清者又遭到貶斥。而且降清者或忠或叛，不加區(qū)別，一律對待，也顯然難以服人。一七七八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帝又下諭說，列入《貳臣傳》的諸人，事跡不同，邪正各異，不可不分。洪承疇、李永芳等屢立戰(zhàn)功，“雖不克終于勝國（明），實能效忠于本朝?！卞X謙益等降清后又在詩文中對朝廷詆毀，“進退無據(jù)，非復(fù)人類?！泵鼑佛^考核各人行事，分編為甲、乙二編，以示區(qū)別。一七八九年（乾隆五十四年），館臣將乙編進呈，乾隆帝又命將行為卑劣者從中撤出，不予立傳。吳三桂、李建泰等降清后又行叛逆者，也從《貳臣傳》撤出，另編《逆臣傳》。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最后編定的《貳臣傳》，甲、乙兩編共收一百二十五人。又依其行事之不同，在甲、乙編各分為上中下三等。

乾隆帝褒獎明末忠臣，又將歷仕兩朝的漢臣分別列等編傳，可謂用心良苦。他自稱這是出于“大中至正之心”，“為萬世子孫植綱?！?。實際目的，還是要控制廣大漢人臣僚效忠于滿洲皇帝，以鞏固清朝的統(tǒng)治。他的這些舉動，雖然在漢人官員中不無成效，但并不能弭止廣大人民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