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者奧爾末
1860年，英法聯(lián)軍攻入北京。清廷被迫簽訂《北京條約》后，西洋人在中國的居留權從廣州、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擴張至北京。在英國人赫德掌管下，大清海關多西洋雇員，恩斯特·奧爾末即在其中。他不算什么重要人物，關于他的資料也有限，只知是德國人，1847年出生在希爾德斯海姆附近的伯瑟恩（Betheln），家里是經(jīng)營旅館生意的，十幾歲加入19世紀歐洲的最后一波探險潮，隨一支商船隊前來遠東，船在中國海岸失事，他就留在了中國東南沿海。1867年左右，不過20歲出頭的奧爾末在廈門開了家照相館，但沒多久他就結束了生意，轉而謀職于大清廈門海關。隨職務升遷，奧爾末從廈門先后遷居北京、廣東和青島，直到46年后退休，1914年攜妻子離開中國返回德國老家。
如果沒有12張記錄圓明園廢墟的照片，這樣經(jīng)歷的奧爾末，也就是19世紀里許多跑來中國尋發(fā)達的西方冒險者中的一個，未必能留名于史。但在北京期間，曾為攝影師的本能讓他拍下了圓明園西洋樓廢墟并妥為保存底片，在渾然不自知的情形下，他又成了后世發(fā)現(xiàn)的最早拍攝圓明園的人——臺灣地區(qū)收藏家秦風告訴本刊，據(jù)檢索現(xiàn)存資料，這批照片應是最接近于圓明園西洋樓原貌的影像記錄。
秦風說，奧爾末在北京海關的任職時間是1872年8月到1880年4月，近8個年頭。根據(jù)和12張底片一起保存下來的奧爾末手繪西洋樓景區(qū)平面圖，繪圖時間標注為1873年11月，那么拍攝時間至少不晚于這個時間點。奧爾末拍攝照片的時候，距圓明園被焚13年，同治皇帝正巧也在1873年發(fā)布上諭，命擇要重修圓明園，開工不到一年就因資金短缺以及眾臣反對告停。圓明園被毀后，園區(qū)留有清兵看守，但由于西洋樓景區(qū)位于整個園子位置偏僻的東北角，守衛(wèi)較松，在北京的外國人常自由出入，把這一片廢墟當做了野餐地點。奧爾末經(jīng)常隨海關同事及家屬一起進到西洋樓景區(qū)，有機會拍下照片。對于圓明園西洋樓建筑，奧爾末有著和多數(shù)西方人一樣的好奇和溢美，在離開北京職位18年后，他在日記中追憶當年所見：“映入你眼中的是裝飾物豐富而動人的色彩，浸潤在北京湛藍色的天空里，隨著觀者移動的腳步和太陽的光影不停變幻，建筑物白色大理石的映襯讓它們格外醒目，倒映在前方的湖面上，如同幻影……觀者不禁懷疑自己來到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里。”面對一片縱火后的廢墟，這樣的文字未免夸張，遠不如他12張照片平實可據(jù)。
方外觀。 方外觀位于養(yǎng)雀籠的東邊，建成于1759年，曾被用作乾隆的維族妃子容妃做禮拜的清真寺。這幢建筑規(guī)模相對較小，高兩層，面闊三間，與周圍的花園、雕刻精美的石橋、八角涼亭、池塘以及南面一字排開的五竹亭一起，共同組成一處精巧的園林景致。這張照片由方外觀東側向西拍攝，從這個角度能看到主樓兩側的月形臺階上異常精美的欄桿。方外觀的屋頂是重檐廡殿頂，從等級上來說高于諧奇趣采用的單檐廡殿頂。方外觀前原有一條小河，照片上還能看到石砌的河岸，現(xiàn)在方外觀遺址前也能看到深約一米的河道，從照片上來看，河道在當時就已經(jīng)干涸了。
海晏堂一角。 這張照片上呈現(xiàn)的是海晏堂主樓西南角的兩間，原為亭式屋頂，二層有平臺。海晏堂是西洋樓景區(qū)內(nèi)裝飾最為精美的建筑，據(jù)前人考察，“墻隙處俱嵌五色琉璃蕃花，抹淺粉紅灰，其上頂覆孔雀綠色琉璃瓦”。從照片上能看到門窗及欄桿上精美的雕刻以及墻上鑲嵌的琉璃裝飾，在墻垣的上方還能看到一些深色的屋瓦。 在乾隆時繪制的西洋樓銅版畫中，海晏堂主樓西南角外左右分別種有一棵松樹和一棵不知種類的闊葉樹。在這張照片的左側我們能看到松樹繁茂的枝葉，畫面正中的這棵樹在北京初冬的季節(jié)里展示著它蒼勁的枝干——很可能在海晏堂初建成最壯觀的時候，它就是那幅美景中的一個構成元素。
諧奇趣音樂亭。 這張照片在諧奇趣主樓南側樓梯上往東南拍攝，可見部分主樓樓梯、連廊和東側的音樂亭。由圖中可以看到，音樂亭呈八角形，內(nèi)部有樓梯可以通達二層，窗上飾有西式雕花。連接主樓和音樂亭的連廊是由一組券門組成的，上方以洛可可風格的蔓草裝飾。
海晏堂西面。 海晏堂位于方外觀以西，是西洋樓景區(qū)規(guī)模最大的建筑。它一反傳統(tǒng)而正門朝西，面闊十一間，正門外有多種精美繁復的裝飾，包括安放有十二獸首的巨型噴水池，彎曲的樓梯和精雕細刻的欄桿，分置水池左右的西洋樣式八角石鼎，還擺放了幾尊太湖石。從照片上可以看到樓前的水池里已經(jīng)長滿了雜草和樹木，主樓門窗都已燒毀，通過上層的窗口能看到東邊蓄水樓的屋頂。這個蓄水樓是整個西洋樓東部景區(qū)的總水源，除了海晏堂各大小噴泉，東邊遠瀛觀、大水法的噴泉也由這里供水。 海晏堂門前噴水池中的“大蚌殼”因為體積巨大，難以搬動，現(xiàn)在還在原處。臺上兩邊連接水道的兩塊精美的石雕，現(xiàn)在放置在北京大學西門內(nèi)
觀水法的石屏風。 觀水法是皇帝觀賞水景的座席，位于大水法南面。它是一個坐南朝北的平臺，臺上最初設有一個十分奢華的寶座，座后是五面石屏組成的弧形屏風，即照片上看到的這個建筑。這五面石屏上的圖案與常見的屏風或墻面裝飾很不相同，上面雕刻的既不是花鳥蟲魚，也不是傳說故事，而是軍旗甲胄，刀槍火炮。 這張照片由石屏風東側向西南方向拍攝，屏風前的寶座和銅鶴已不知去向，只有一個歪倒的底座。較遠處可以看見西側的鐘形門。1910年前后，這五塊石屏風連同另外兩座石塔曾被園內(nèi)太監(jiān)盜賣時被貝勒載濤發(fā)現(xiàn)，喝止之后將屏風運往其朗潤園。1920年燕京大學購買了朗潤園，這七塊石雕一直被丟棄在湖濱，到1987年才置回原位。
大水法。 “水法”即噴泉，“大水法”就是大噴泉，這是一座專為觀賞噴泉建造的大型水景，主體是一座西式牌坊，即照片上看到的這座洛可可式門形建筑，實際上在它完好的時候，門內(nèi)是一個石龕，上面有七級水盤，有水從頂上層層落下。牌坊緊靠在遠瀛觀臺基之下，牌坊前面原本是一個大型噴水池，池中有銅鹿、銅狗、翻尾石魚等各種動物形狀的噴泉，不過此時噴水池已經(jīng)完全被荒草掩埋，只能隱約看見大理石砌成的水池邊緣。 今天人們看到的大水法基本上還保留著它的主體結構，與照片上相比，除了頂上的裝飾沒有了，另外一個差別就是左邊的石柱只剩下半截。
諧奇趣南面。諧奇趣建成于1751年，是西洋樓景區(qū)最早的建筑。奧爾末的這張照片由諧奇趣東南朝西北方向拍攝，畫面上可以看到，主樓的屋頂已經(jīng)坍塌了，但建筑主體受損還不嚴重，券口的雕花裝飾和樓梯的欄桿也基本完好。到1922年左右，主樓已變成一片瓦礫，墻面大都倒塌，只有少數(shù)石柱還矗立著?，F(xiàn)在，從圓明園遺址公園內(nèi)遺留的大量石制構件上還能看出原建筑大致的格局。
 花園門。 諧奇趣北面的花園門是連接萬花陣的入口，透過門洞可以看見遠處萬花陣入口兩邊的石柱以及中央的西式亭?；▓@門是很新穎的西洋樣式，無論整體的外觀還是大理石構件的線條都與中國傳統(tǒng)建筑風格迥異。不過券門上方的獸首還是中國傳統(tǒng)樣式。萬花陣是一個西式迷宮，照片上能看到的圓頂亭以及周圍的迷宮后來都被復建，不過花園門以及兩邊的圍墻看不到任何痕跡了。 圓明園被焚毀后，地處整個園子東北角的西洋樓因位置偏僻，看護稀松，又有美觀的建筑留存，成為外國人來到北京的必游之地。
|
諧奇趣主樓東側面。 這張照片在諧奇趣東側的小山上向西拍攝，可見主樓東立面的裝飾非常豐富。在主樓南側伸出的平臺上，原有西洋石獅一對，照片上已經(jīng)看不到了。兩只獅子都倒在下面的廢墟里，至今還能看見。
 諧奇趣全景。 諧奇趣的南邊有一片湖面。在西洋樓最具光彩的乾隆時代，湖西有一座西洋裝飾風格的石橋及拱門，它們與音樂亭、連廊以及裝飾著大量琉璃的主樓一起倒映在水中，成為西洋樓一景。在拍攝這張照片的1873年，湖中似乎已經(jīng)淤塞，長滿了雜草。西洋樓并非皇帝日常起居和辦公的地方，所處位置又偏居長春園東北角，而自嘉慶時起，整個圓明園建設的重心已移至長春園以南的綺春園，所以這處湖面可能早在圓明園被焚毀之前就已經(jīng)淤塞。
 諧奇趣主樓北面。 諧奇趣北面原是一個小廣場，東邊為養(yǎng)雀籠，西邊是為諧奇趣前后噴水池供水的蓄水樓，北側是通往萬花陣的花園門。廣場中心原有一個小型噴水池，四方有通往周邊各建筑的石甬路。從照片上看，噴水池中的噴水塔已經(jīng)倒塌，四周長滿雜草。幾年后，在1877年托馬斯·查爾德拍攝的諧奇趣北門照片上，噴水池上的一些小裝飾件也已經(jīng)看不到了，再后來這座水池被整體移走，1987年才回復原位。 現(xiàn)在諧奇趣遺址上還能看到主樓北側樓梯下的夯土臺基，一層大門的門楣也靜靜地躺在遺址的一旁。
|
 遠瀛觀南面。 遠瀛觀建成于1783年，與南面的大水法、觀水法可以算作一組景點，位于海晏堂以東，線法山以西。這張照片在大水法北側的平臺上向北拍攝，可見遠瀛觀正門和門上的鐘形裝飾，門內(nèi)還能看到堆積的磚瓦殘件。遠瀛觀原有高出鐘形裝飾約一倍的三層廡殿頂，上下兩層覆五色琉璃圓光瓦，中間一層用金色魚鱗瓦。加上外立面繁復的雕花及琉璃裝飾，可以想象在它完好的時候，這幢建筑一定極其華麗。 門外兩根以高浮雕裝飾的石柱上刻有蕃花和葡萄圖案，雕刻精美，“深及三寸”，此種形式的石柱與西洋建筑中的柱子簡潔的柱面相去甚遠，倒是與傳統(tǒng)的盤龍柱出如一轍，紋飾也很符合乾隆皇帝的審美。門外左右須彌座上原有一對西洋石獅，此時已不見蹤跡。
|
收藏者柏石曼
再說照片的下落。奧爾末于1927年去世，他的遺物中難免俗套地有大量中國瓷器，這似乎是在中國居住過的西洋人所必備的。但他也還有區(qū)別于其他人的這12張照片以及玻璃底片——5張從不同角度拍攝諧奇趣殘跡，另外7張拍攝了周圍的花園門、方外觀、海晏堂、遠瀛觀、大水法和觀水法。應是遵囑而為，奧爾末收藏的瓷器被家人捐給當?shù)匾患也┪镳^，12張底片則由奧爾末夫人送給了德國柏林工科大學的建筑學教授恩斯特·柏石曼（ErnstBoerschmann）。
柏石曼是20世紀早期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以研究中國建筑著稱于德國學界。20世紀初他曾到中國游歷考察建筑，以3年時間穿越12省，拍攝數(shù)千張宗教建筑和中國民居的資料照片。他還寫過好幾部論述中國建筑的書，其中比較重要的兩本代表作《中國建筑和景觀》和《中國建筑》，分別在1923和1925年出版。這應該也是奧爾末夫人愿意將圓明園底片送交他收藏和研究的原因。由于柏石曼的名氣，這組圓明園西洋樓建筑殘跡的照片在德國漢學界為人看重，所以幾年后才會被一個名叫滕固的中國留德學者循跡找到，他后來在文中寫道：“余又聞柏林工科大學教授布爾希曼藏有圓明園歐式宮殿照片若干，甚為貴重，乃請使館備函往訪……”文中附有英文名字，他所說的“布爾希曼”即柏石曼，只是音譯有所差異。
|
發(fā)現(xiàn)者滕固
這組照片在中國為人了解，全是因了滕固的發(fā)現(xiàn)和出版，即1933年10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圓明園歐式宮殿殘跡》。在序言中，滕固記述了自己對這組照片的研究和查證，也說到尋獲它們的過程。
早年畢業(yè)于上海美術?？茖W校，1929年赴德國學習藝術史考古的時候28歲，并且已有在日本取得的文學和美術史碩士學位，滕固的見識遠超出一般留學生。1930年夏，他在德國藝術圖書館查閱資料時發(fā)現(xiàn)了20幅原刊圓明園歐式建筑銅版圖，意識到是難得的史料，多次借閱并想到拍攝副本保存，最終因為圖書館要求的價格過于昂貴而不得不放棄。大約是在第二年春，他又聽說了柏石曼收藏的12張照片和底片，于是“乃請使館備函往訪”。他在柏石曼處看到了原版照片，感覺它們“較銅版圖更為明晰，更具有實證的價值”。他請求借底片拍攝，柏石曼開始托詞要留下研究著述而不愿出借，但滕固沒有放棄游說，“爾后余與布氏往返日密，經(jīng)再三固請，卒獲借底片重印”。玻璃底片保存不易，可惜在運往上海途中受損，其中大水法那張底片斷為兩半，在直接用底片制版印刷的《圓明園歐式宮殿殘跡》中還可以看到斷痕。書的開本為22.5厘米×27厘米，收錄15張圖片，除奧爾末拍攝的12張照片和一幅手繪平面繪圖，還附有滕固1932年請友人從北平寄來的一張大水法殘跡以及1877年英國攝影師托馬斯·查爾德所攝的觀水法鐘形門，以作對照。書的封皮很樸素，但滕固沒有選用奧爾末的原照為封面配圖，而是用了友人拍攝的那張大水法與遠瀛觀殘跡近照。“數(shù)年前之大水法與遠瀛觀，其頹圯已如此，遑論今日！”他在書中的感嘆，也許可以看做對封面的注解。這本書里的圖片，后來散見于一些出版物中，由于是翻印引用，圖像細節(jié)都被日甚一日地模糊了。
滕固改變了這組照片很可能永遠不為國人所知的命運，他自己的命運卻比較悲劇。在德國獲得博士學位后，滕固回國任職教育部，官至專員。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1938年北京藝專和杭州藝專分別內(nèi)遷，在湖南沅陵合校時，因為校長人選發(fā)生爭執(zhí)，滕固被教育部派去接替校長林風眠的職務。1941年他在紛擾中離職，不久后竟在重慶意外去世。
77年后的再發(fā)現(xiàn)
12張底片在滕固求借之后的輾轉，全部來自臺灣地區(qū)收藏家秦風的講述。他告訴本刊：滕固在用完這批底片后便送還給了柏石曼，它們并非如有人猜測的那樣已經(jīng)毀于“二戰(zhàn)”期間的柏林大轟炸，而是一直保存在柏石曼及其后人手中，只是沒有再拿出來示以他人的記錄。1987年，柏石曼的孫子將底片售賣給一位法國收藏家，它們才又有了蹤跡。2009年10月，日本著名古籍書店雄松堂去函告訴他，歐洲一位古書商知道一批早期圓明園影像玻璃底片的下落，收藏者有意割愛，同時也接洽了一些對此有興趣的歐美圖書館和美術館。2010年2月，對方傳來完整的電子文件數(shù)據(jù)，并附有證明現(xiàn)存玻璃底片狀況的照片，可以看到底片被收藏者用棉紙悉心包裹，放置在特別設計的木箱里面。2010年5月28日，經(jīng)過將近3個月的盡心溝通和籌資，秦風最終從東京抱回了這12張底片。“我相信，與滕固那一次帶回時不同的是，它們將永遠留在中國了。”秦風說。
《城記》的作者王軍告訴本刊，他從秦風處第一時間看到這批用玻璃底片沖印出來的影像時，被強烈震撼了：“圖片非常清晰，它們所呈現(xiàn)出來的歷史細節(jié)對我來說太重要了。”在研究北京建筑史的過程中，王軍也一直關注并收集相關影像資料，零星看到過圓明園被英法聯(lián)軍焚毀后又在不同歷史階段被國人自毀的圖片，他說，奧爾末的12張照片給他一個機會，把散落在記憶中的與圓明園相關的細節(jié)都串了起來。“從奧爾末的照片看，那時西洋樓建筑的輪廓和外觀還大體完整，特別是萬花陣留存完好，迷宮中央的涼亭清晰可見。那樣的場景滕固還稱為殘跡，我們又該如何描述？今天的圓明園早就不是這12張照片顯現(xiàn)的樣子了。”滕固編輯出版的《圓明園歐式宮殿殘跡》，沒有能夠改變圓明園中建筑遺物后來不斷被盜拆、變賣和挪用的命運。王軍對本刊說，圓明園留給中國人太多復雜的感受。他舉例，即便是寫過《舊都文物略》的北平市長袁良，1935年對市政府及各局處干部發(fā)表新年講話，在談到頤和園管理事務所的收入時，也把圓明園作為采石場的收入計入在內(nèi)。“袁良在《舊都文物略》中介紹了很多北京園林，但沒有提及作為‘萬園之園’的圓明園，而民國時期，這個人在保護文物方面還是做過事情的。”
不過，奧爾末的照片到底是不是目前所知的圓明園西洋樓建筑群的最早影像？從拍攝時間看，英國攝影師托馬斯·查爾德在1877年拍攝的蛋白照片已經(jīng)確定晚于奧爾末的1873年，問題在于求證另一批照片的內(nèi)容：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英法聯(lián)軍的隨軍攝影師比托（FelixBeato）和杜賓（CharlesDupin）曾早在1860年拍攝過北京的最早影像，里面到底有無圓明園？王軍向本刊介紹：1862年編輯出版的《中國》影像收錄了比托拍攝的照片，其中第46圖至51圖，被比托標注為圓明園內(nèi)建筑，比托還特別說明第46、47和49圖攝于大火前，第50圖攝于大火后。2009年特里·班尼特出版的《中國攝影史（1842～1860）》一書再次沿用了這種說法。王軍告訴本刊，了解北京西郊皇家園林的人立即就能辨識出來，比托標為圓明園被焚前后的5張建筑的圖片，實際上分別是清漪園（今頤和園）內(nèi)的琉璃塔、智慧海、萬壽山以及曇花閣、文昌閣，另有51圖比托說明是“圓明園山丘上的寶塔”，王軍認為應是“偏融法師塔”，位于今天的北太平莊附近，通過和《舊都文物略》里刊登的法師塔的圖片對照，“完全可以比較確認為同一場所”。由于比托記憶錯誤，6幅照片都屬誤判，王軍說：“圓明園早期影像史上的這筆糊涂賬，更顯出奧爾末照片的價值。”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