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中期 青銅器代表做——杜嶺方鼎鑄成

商代中期 原始青瓷出現(xiàn)

殷商甲骨文的鼎盛

青銅技術(shù)的勃興和青銅文化的繁榮

商代天文歷法學(xué)的迅速發(fā)展

夏代時，歷法已有很大的進步，相傳中國最早的歷法便是出于夏代的《夏小正》，是通過觀察授時的方法進行編制的自然歷。到了商代，大規(guī)模的祭祀和占卜，要求準確的祭祀時間和祭祀周期，加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進步，氣候?qū)r(nóng)業(yè)、畜牧業(yè)以及田獵等活動的影響越來越大。商人正是通過觀測天象來掌握氣候的變化，因而使得商代歷法在夏代的基礎(chǔ)上得到了進一步發(fā)展。商代的歷法是迄今已知較為完整的最早的歷法。商代歷法為陰陽歷：陽歷以地球繞太陽一周，即365又1/4日為一回歸年，故又稱“四分歷”。陰歷以月亮繞地球一周，即二十九或三十日為一朔望月。商代用干支記日、數(shù)字記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十二個朔望月為一個民用歷年，它與回歸年有差數(shù)，所以陰陽歷在若干年內(nèi)置閏，閏月置于年終，稱為十三月。季節(jié)與月份有大體固定的體系。商代每月分為三旬，每旬為十日，卜辭常有卜旬的記載，又有“春”、“秋”之稱。一天之內(nèi)，分為若干段時刻，天明時為明，以后有大采、大食；中午為中日，以后有昃、小食、小采。旦為日初出之時，朝與大采相當。暮為日將落之時。對于年歲除稱“歲”、“祀”之外，也稱為“年”。商代天文學(xué)中的許多天象在卜辭中均有記載，為后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商后期蜀文化的萌芽——三星堆青銅人像

距今3000余年前，蜀地先民創(chuàng)造了具有很高藝術(shù)價值的青銅雕塑藝術(shù)品。1986年在四川縣廣漢縣三星堆蜀文化遺址出土地大量青銅人頭像，反映了蜀文化的藝術(shù)成就及其地域特點。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商代大型青銅雕塑作品，以人物雕像最具特色。青銅人頭像的大小與真人相當。共10余件，有貴族頭像，也有奴隸形象。銅像有大有小，高的達1.7米，矮的只有6.5厘米。三星堆還出土有青銅方座大型立人像、人頭像、人面像、人面罩及雕刻于其他器物上作為裝飾的人頭像。這些人像由不同的制作模型鑄造，所以無一雷同，神態(tài)各異，精致優(yōu)美，顯示了不同人物的個性與身份。這說明當時的青銅鑄造技術(shù)已十分成熟。三星堆大型青銅雕像的發(fā)現(xiàn)，表明商周時期確實存在著獨立的雕塑藝術(shù)品，并且具有高度的技藝水平和宏大的規(guī)模。如果我們將5000年前紅山文化的大型陶塑和200多年前秦始皇陵的陶兵馬俑聯(lián)系起來，廣漢青銅人像雕塑群正是中國雕塑史長鏈中的一個承上啟下的環(huán)節(jié)。三星堆青銅雕像反映了3000年前巴蜀地區(qū)青銅文化的藝術(shù)成就。三星堆遺址是時代最早、面積最大的蜀文化遺址，它的發(fā)現(xiàn)為研究巴蜀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實物依據(jù)。巴蜀文化歷史悠久，其主要民族是傳說記載中的廩君的后裔。蜀地農(nóng)業(yè)發(fā)達，水利建設(shè)較早，歷史上它與中原保持聯(lián)系，其文化一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具有本地的特色。三星堆銅器如實地刻畫出古蜀民族的獨特風格，與中原地區(qū)的雕塑作品相比，它在造型和紋飾加工方面都達到了較高的藝術(shù)水平。此外，巴蜀文化還創(chuàng)造了自己的象形文字－－巴文。

商人的天文歷法

商人不知有否占星術(shù)，但他們已會觀察天象而定歷法。

在甲骨卜辭中已有日蝕、月蝕和星辰的記載，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xué)的寶貴資料。

日蝕和月蝕的蝕字，甲骨文寫作、等形。卜辭中所記日蝕，目前已知的僅二見：

癸丑貞，日夕[（有）]食……田（上甲）？（《京》3965）癸酉貞，日夕又（有）食，佳若？

癸酉貞，日夕又（有）食，非若？（《佚》374）這里的“日有食”與《詩經(jīng)·小雅·十月之交》的“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同。日蝕一般都發(fā)生在白天，但也有發(fā)生在傍晚的，“日夕有食”，便是其證。

甲骨卜辭中又常有“日有哉”的記錄，如云：

辛巳貞，日又，其告于父丁。（《后上》29·6）庚辰貞，日又，非禍，佳若（《粹》55）“日又哉”有兩種解釋，一如郭沫若所推測，以為“哉與食，音同，蓋言日蝕之事耶？”①；一如陳夢家所說：“（）讀若識志或痣，乃指日中黑氣或黑子”②，后者殆非③。

甲骨卜辭中記載月蝕的比較多些，有的還記有月份，如云：

癸未卜，爭貞，旬亡禍？三日乙酉，月食，聞，八月。（《甲》1289＋1749）

[癸]未卜，爭貞，翌甲申，易日？之（茲）夕月食？甲（霧），不雨？[正面]

之夕月食[反面]（《丙》56）。

七日己未，，庚申食。（《庫》1595）

“月食”即“月有蝕”，《甲》1289＋1749乃嚴一萍綴合而成，其中的“聞”字，董作賓說：“此字最初之意義，當為奏報上‘達’之聞。……月食而方國奏報以‘聞’……（即）史志中……‘史官不見，郡國以聞’之語”①，甚是。因為這條卜辭意思說，八月癸未這天，史官爭卜問，這一旬中有沒有災(zāi)禍，三日后的乙酉傍晚，發(fā)生了月蝕。這是別人報告的，所以特別注明一個“聞”字?！侗帯?6是一條正反面相接的卜辭，正面意謂：癸未這天占卜史官爭問，第二天甲申，天陰么？這天晚上有月蝕么？其結(jié)果甲[申]有霧，沒有下雨。反面的是正面的驗辭，說這天晚上果然出現(xiàn)了月蝕。最后一條中的字，不識，可能指一種自然現(xiàn)象的字。這條卜辭是說，某月的第七天己未，夜空出現(xiàn)了，第二天庚申就出現(xiàn)了月蝕。

甲骨卜辭中的星字，作、、，或加聲旁作，其為天上星宿之象形字，甚明。卜辭有云：“冬（終）夕…亦大星”（《簠雜》120）。這個“大星”直到目前為止還不清楚指的是什么星。楊樹達在《積微居甲文說》中說：“大星者天上星大出也”，又說：“大星者，大夝也”②。

甲骨卜辭云：

辛未，酘，新星。（《前》7·14·1）這條卜辭是說，辛未這天晚上，天空出現(xiàn)了一顆新星。楊樹達云：“新星者，新夝也”③，義不能盡解。近來有人說，新星當是天文學(xué)上所說的變星，即本來亮度不大的星，平時用肉眼看不見，但是由于它的內(nèi)部起了激烈變化，亮度突然增大，用肉眼看見了它，就叫它為新星，說似可信①。此外，卜辭中又常有“星”（《拾》14·6）、“其星”（《厙》598）等記錄，似乎都是星辰之星。

由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商代已經(jīng)有了比較完備的歷法。根據(jù)甲骨卜辭的記錄可以看出，當時月有大小，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一年為十二月，因十二個大小月加起來只有354或355天，所以采用閏月來調(diào)整一年的天數(shù)，使一年中的四季變化能在一定的時間內(nèi)。這個閏月，在早期卜辭中是放在應(yīng)當置閏那年最后的一個月即十二月之后，所以叫“十三月”。這在歷法上叫做“年終置閏”法。在晚期的卜辭中，閏月就放在應(yīng)置閏那一年的某一月，如閏五月，那年當中就有兩個五月，這在歷法上叫做“年中置閏”法。這種歷法，既不是根據(jù)太陽運動所測得的一年為基礎(chǔ)的陽歷，也不是以月亮圓缺為一個記日周期，即朔望月為基礎(chǔ)的純陰歷，而是“以閏（月）定四為成歲”的陰陽合歷。

歲字象一種有柄之半月形切割工具，其刃部上之二點，乃刃上所穿之孔，以便穿繩而將刃部緊縛于柄。古人用歲收割禾穗，又用以切割牲體，故“歲之言穗，言劌”②，當是歲的正解。由于以歲收割莊稼，在卜辭中就有指一年的總稱，例如：“今歲受年”（《甲》3298）、“來歲受年”（《乙》6881），但其是指一年的莊稼收成好壞，不是用作記時的。年字也非記時之年，《說文》稱：“年，谷熟也。”《谷梁傳》桓公三年亦云：“五谷皆熟有年也。”年可能是記若干個收獲季節(jié)，如云：“自今十年有五，王豐”（《續(xù)》1·44·5），“受（有）年”（《甲》3430）。甲骨卜辭中記時的年，不叫歲，也不叫年，早期卜辭中只記日月，晚期卜辭中才出現(xiàn)記時的年，叫作祀。這是與商王在一年中不斷舉行祭祀有關(guān)。我們知道，一年中，商王要根據(jù)不同的時間舉行各種不同的祭祀，祭完一遍，一年的時間也就過去了，所以用祭祀的祀來代表年。這與《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的說法是一致的。

春夏秋冬四季的分法，起于春秋時代以后，在此以前大概只有兩季。甲骨文中的春字，作（楚）①形；秋字，作形②。“貞，來春，不其受年”（《粹》881）、“戊午卜，我貞，今秋，我入商？”（《后下》42·3）等辭中的“春”、“秋”兩字都是一年的意思，不是四季中的春和秋。由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也有可能在商代只有春種、秋收兩段時間的劃分，所以就用春秋二字來代表一年的時間。

商代的記日方法是用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字相配合來表示，即從甲配子（甲子）到癸配亥（癸亥），配完剛好是六十個。甲骨文中有一些干支表，不是卜辭，而是備用的“歷書”，可能是當時的史官在占卜時刻查日期用的。用于支來記日的方法在商代以前就已經(jīng)有了，在我國一直使用到近代。

商代的一天內(nèi)的時間分段，都各有專名。

甲骨卜辭中的日和夕是相對的，日指白天，夕指天黑以后至天亮以前的黑夜。夕字，甲骨文中寫作、形，和月字的形狀完全一樣，只有在辭例中才能區(qū)別出是夕，還是月。

旦字，甲骨文寫作、、形，如云：“旦不雨”（《粹》702）、“于翌日旦大雨”（《金》381）等例。明字，甲骨文作、形，例如“乙巳明雨”（《乙》6664）中的“明”和“旦”一樣，都是指天亮以后的時間?！墩f文》云：“旦，明也。”《淮南子·天文篇》分“明”為晨明，明、旦明三段時間。

旦、明以后的時間叫做大采、大食或朝。“大采雨自北征”（《乙》116）的“采”，甲骨文作“”、“”形；大食，不□（啟）”（《粹》999）的“食”與日蝕、月蝕的蝕同，作形；“朝又（有）雨”（《佚》292）的“朝”，字，甲骨文作、等形。

大采、大食、朝以后的時間叫做中日，相當于現(xiàn)在的“正午”。“中日，其雨”（《粹》719）的“中日”，甲骨文寫作日。

中日以后的時間叫做昃，甲骨文作形，象太陽已經(jīng)偏西，人們需要側(cè)頭去看太陽的形狀。甲骨卜辭有云：“昃雨自北”（《合》78）、“昃其雨”（《明》703）。

小食，是商人下午吃飯的時間，大食、小食就是當時朝夕兩餐之時。大食就是上午吃飯的時間。從“中日至墉”（《甲》547）、“昃至墉（），不雨，中日至昃，其雨？”《掇一》394）、“墉至昏，不雨？”（《粹》751）等辭例看來，可以知道中日，昃、墉、昏是先后為序的。“墉”又者作“墉”或“”。墉是相當于黃昏前的時間。

商人的雕塑樂舞

雕塑藝術(shù)在商代已經(jīng)發(fā)展到較高的水平，就其種類而言，有平面的浮雕或淺刻、有半立體的動物形雕像、也有立體的雕像與塑像。

浮雕或淺刻多半是器物上的花紋，最常見的有饕餮紋、夔龍紋和云雷紋。此外還有蟬紋、鸮紋、鳥紋、蠶紋、龜魚紋，以及牛頭紋、鹿頭紋、虎頭紋等，都是取材動物形象，經(jīng)過巧妙的藝術(shù)加工，成為獨具時代風格的畫像。安徽阜南發(fā)現(xiàn)的龍虎銅尊①，其肩、腹上的浮雕龍虎紋均有一首雙身，虎紋張口露齒，咸欲食人，堪稱商代裝飾花紋的代表作。

半立體的動物形雕像一般小巧玲瓏，都是奴隸主貴族的佩飾。這些雕塑品，多屬玉、石、蚌飾物，有鳥、魚、蟬、鸮、兔、虎以及其他不知名的獸面等造型。

立體動物塑像，在商代前期只發(fā)現(xiàn)過泥塑。到了商代后期，各種質(zhì)料的動物塑像才有大量的發(fā)現(xiàn)。以玉、石為質(zhì)料的動物形雕像數(shù)量最多，題材最廣，例如從最近在小屯M5發(fā)現(xiàn)的長鼻大耳的玉像和蜷足靜臥的石牛等，無不栩栩如生，神態(tài)畢肖。在武官村一帶的陵墓中，還發(fā)現(xiàn)了大批的動物形白石雕像，最大的如雙獸雕像長達一米有余，小的如石鸮、石虎首人身虎爪坐式立雕，高約30多厘米。這種石材立體動物雕像雖然都是殷代后期房柱旁的裝飾，但仍不失為三千多年前的藝術(shù)珍品。此外，商代后期的有些銅器，如鳥獸尊、觥、異形卣等都是仿效動物形象而造型，特別是在湖南寧鄉(xiāng)出土的四羊尊，把四只羊的造型和布局同方肩尊的器形特點巧妙地結(jié)合起來，達到了極高的藝術(shù)水平。

以人像為題材的雕塑品，在商代前期只發(fā)現(xiàn)一件泥塑殘品，到了商代后期，各種原料的浮雕、半立體和立體人物雕塑品均有出土。例如最近安陽小屯墓M5發(fā)現(xiàn)的婦好鼎紋、安徽阜南出土的龍虎尊紋和傳為湖南安化出土的饕餮食人》卣①，同《司母戊鼎》的耳紋一樣，都是把人頭或人體置于饕餮口中，或置于虎口之下，反映了奴隸社會的吃人的形象。

上述小屯M5發(fā)現(xiàn)的十件玉石全身人像和人頭像，有的跪坐戴冠，腰束寬帶；有的赤足盤發(fā)，裸體文身；前方面提及的三件戴枷男女陶俑，則是免冠而著圓領(lǐng)衣，衣裙似乎連在一起，從這些不同的服飾中很清楚地表現(xiàn)了不同的社會身份。

商代的樂器，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的有磬、埍（有石制、陶制和骨制三種）、鼓、銅饒（形如鈴鋒而無舌，持以敲擊，大小三枚為一套）等。在甲骨卜辭中有從系從木的“樂”字，作形，可見琴瑟之類當時也已存在。甲骨文又有“舞”字，作“”形，象人身掛有飾物婆娑起舞之狀。

商朝政治制度

商代的青銅、制陶與建筑

商代繼夏代為中原主要的政治力量后，文化上有不少繼承，而內(nèi)容越來越豐富，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青銅時代，大體上離開了新石器文化。商代文化的詳細討論，不在本書范圍之內(nèi)，最近張光直的《商代文化》（ShangCivilization）是一本最新的綜合性著作，可作參考。本文只就商代超越前人的若干特點，作簡單的討論，以為周代文化發(fā)展的背景。下文擬就物質(zhì)文化：青銅器、陶器、建筑；及組織與意念的文物：國家組織、農(nóng)業(yè)、占卜、文字數(shù)項加以討論。

中國青銅的源起，過去頗多“外來說”的聚論。近年來考古發(fā)掘出土的新資料，說明中國境內(nèi)在青銅文化形成以前，曾有其萌芽階段?，F(xiàn)在青銅在中國本土形成的理論，有比前更具說服力的證據(jù)及邏輯。在陜西、甘肅和山東，分別有早到西元前三千年的銅刀銅鏈出土（Kwang-chihChang，1977：274—279；WenFong，1980：1，36；Ping-tiHo，1975：177—221）。先商文化只有小型銅刀及銅鏈。早商以鄭州遺址為代表，其早期的銅器中也罕見容器，早商文化的晚期則已有成套的青銅禮器。盤庚遷殷以后，可稱謂商代后期，以殷墟文物為代表，青銅札器、兵器及工具都已司空見慣，至今已有數(shù)千件出土。整個商代，青銅器甚多在當?shù)罔T造；冶鑄方法為直接范鑄，早期的范為一個模型作一個范，一個范作一器，無論大小均為渾鑄。但小件器物，如鏈，可以一范鑄造數(shù)件，晚期的鑄造方法仍為范鑄，但鑄造大器及型制復(fù)雜的器物，已為多范復(fù)合拼成。花紋的制作，系在陶模上描紋，用刀契刻，然后反印在銅范上。殷墟出土過一件殘模，有已半刻的描紋。半浮雕的花紋則用泥條盤制，另外加在模上，而泥上也有刻紋?？傊y與銘文都是鑄上去的。

灌注銅液系由俗稱“將軍盔”的坩堝，一次只能熔有限的銅液。鑄造小型器物，少數(shù)“將軍盔”的容量就夠了。大器如司母戊鼎，重875公斤，高133公分，長110公分，寬78公分。單以澆銅液言，須有二百五十多人操持七十個左右的將軍盔，在極短的時間傾入范中。加上前后的制模、翻砂、修飾，以及其他相關(guān)工作，一時之間，即須三百多人方可進行。這樣的作坊自然不是王室及貴族以外可以經(jīng)營的。至于青銅的原料：銅、鉛及錫，大致都在安陽附近可及之處均有礦藏，商代的冶銅作坊可以不假外求（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32—36，44—47）。

商代的陶瓷工業(yè)，雖然遠接新石器文化制陶的傳統(tǒng)，在器形上有不少繼承古代的陶器，但在技術(shù)上有極大的進步，已能制作高溫焙制的硬陶及帶釉的原始瓷器。這兩種硬陶及帶豆青釉的原始瓷都用高嶺土制造，其原始地點大約在南方，其出土器以比例說，也是南方多于北方。無疑的，南方對北方的陶瓷技術(shù)有其一定的影響。

晚商的刻紋白陶，也以高嶺土作胎，高溫1000℃以上燒制。色澤白凈，陶質(zhì)堅硬，即使置之今日，也當是佳品。至今只有安陽殷墟有此物出土。大約在當時也只有王室及王親國戚方能使用。不論早商抑晚商遺址，陶器作坊都是面積大，殘品多。而且窯址數(shù)十集中一處，附近還有房舍，似乎與陶器作坊有直接關(guān)系。制陶業(yè)能有如此規(guī)模，足見已是專業(yè)生產(chǎn)。有一處鄭州的遺址，出現(xiàn)的殘件多為泥質(zhì)陶的盆甑之屬，而缺少夾砂陶的鬲甗諸器。這種偏頗現(xiàn)象，只能由專業(yè)分工來解釋。是以商代陶業(yè)，不再是使用者為了自用而制作，卻是大量的生產(chǎn)某些項目，以供應(yīng)使用者。至于供應(yīng)的方式是分配，抑統(tǒng)由市場行為，則不易判斷（北大歷史系考古教研室，1979：48—50）。

殷墟三寶

著名考古學(xué)家夏鼐先生曾說:“安陽殷墟有三寶——甲骨文、青銅器、都城遺址。”這是從文明的產(chǎn)生與進程的角度,高度評價殷墟的價值和意義。

甲骨文

甲骨文被認為是從一個偶然機會中發(fā)現(xiàn)的。1899年清王朝國子監(jiān)祭酒、金石學(xué)家王懿榮從一味中藥“龍骨”上面發(fā)現(xiàn)刻有一種不認識的古代文字。經(jīng)過研究,才弄清這種“龍骨”有的是龜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后來,人們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甲骨文。

從1899年發(fā)現(xiàn)甲骨文至今100多年來,殷墟先后出土甲骨文約15萬片,分別珍藏于中、美、英、法、德、日等12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博物館與學(xué)術(shù)機構(gòu)中。100多年來的甲骨文研究,形成了一門國際性顯學(xué)——甲骨學(xué)。根據(jù)1999年甲骨文發(fā)現(xiàn)100周年時的統(tǒng)計資料,當今世界上研究甲骨學(xué)的專家和學(xué)者有3881人,出版了各類專著10000余種。2000年,四川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甲骨文獻集成》,洋洋四十大帙售價高達5.6萬元。目前所見的甲骨文出現(xiàn)單字4700余個,可識別和與現(xiàn)代漢字有明確相沿關(guān)系的約1700字左右。2004年7月3日,上海公開拍賣了20小片甲骨文,拍賣出5280萬元人民幣的天價。

最早對甲骨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的四位學(xué)者是:郭沫若(1892-1978)、董作賓(1895-1963)、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因其字和號中都有一個“堂”字,被稱作“甲骨四堂”。

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郭沫若(別號鼎堂)董作賓(字彥堂)

（甲骨四堂）

甲骨文字中,中國漢字的“六書”造字原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zhuǎn)注)都已出現(xiàn),表示出成熟而系統(tǒng)的文字序列。郭沫若先生認為,中國文字發(fā)展到甲骨文時期,至少經(jīng)歷了1500年的歷史。殷墟所出約15萬片甲骨文所記載的內(nèi)容豐富多采,再現(xiàn)了當時政治、經(jīng)濟、宗教、軍事、社會風俗、歷史文化等多方面時代風貌。需要說明的是,甲骨文是由于記錄占卜、祭祀的特殊需要所書刻的文字,并不是當時文字的唯一載體,與甲骨文同時期既有銘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還有由甲骨文“典”、“冊”等字形所表現(xiàn)出的竹簡或木簡上的書寫文字,以及所見的書寫在玉石上的文字和陶文。所幸的是，甲骨文由于這種特殊用途下的特殊書刻方式,得以保存下來。

青銅器

安陽殷墟出土的數(shù)以萬計的青銅器,大至可分為青銅禮器、青銅武器和工具、馬車或木器上的青銅制品、純粹為死者陪葬的冥器。在目前的收集中,青銅禮器量最多,種類主要有鼎、尊、觚、爵、斝、方彝、盤、盂、觶、壺、簋、甗、卣等等。大部分青銅器物上有華麗圖案裝飾,象征著深刻的社會和歷史意義,其中占主要位置的紋飾是一種被稱作為“饕餮”的神獸紋樣。“饕餮”紋樣的突出特征有巨目、闊口、柱角、利爪、蛇身等,實際已是一種糅合了的圖騰崇拜形象。

武丁大龜：長44厘米，寬35厘米，為殷墟發(fā)現(xiàn)的最大龜甲。

行,東流直接或合水匯入黃河。甲骨文中明確記載,商王常涉河?xùn)|或乘舟到黃河。殷墟西有太行、東有大河天然屏障,松軟的黃沙土地,最適宜原始先民繁衍生存。

狹義的殷墟都城的概念是以小屯為中心的洹水沿岸一帶的商王宮殿宗廟區(qū)、王陵區(qū)以及周邊的聚落。包括2000年所發(fā)現(xiàn)的四周8700多米城墻的洹北商城。

殷墟都城遺址有數(shù)量眾多的夯筑建筑基址,這些建筑基址的下層覆蓋著更早時期的窖穴。梁思永先生發(fā)現(xiàn),后崗文化層的上層是白陶文化的遺物,中層是黑陶文化的遺物,下層是彩陶文化的遺物,形成了仰韶——龍山——殷墟三種文化的先后發(fā)展序列。

安陽殷墟以其甲骨文、青銅器、大規(guī)模都城遺址，標志著中國古代高度繁榮發(fā)達的文明，成為中國上古時期夏、商、周三代考古和歷史研究的坐標和里程碑。

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一)殷商民族

一殷商民族

“殷商”一詞，是“殷”與“商”的合稱，并不是商民族對自己的稱號。他們是自稱為“商”，如對其晚期經(jīng)營很久的都城，后世都史為殷墟，而甲骨卜辭中則記述商王出外田獵后返回都城為“入于商”。這個“商”就是殷墟，是《史記·項羽本紀》所記項羽與章邯期會洹水南的殷墟，這同甲骨出土地今之小屯村為洹水所圍繞的地望相一致，可見殷墟如據(jù)“名從主人”例應(yīng)稱之為商墟。不稱商而稱殷，本是來自周人。周之金文有“殷”字，從身、從殳。身即人之形，含義為人。“殷”古讀同“夷”、“衣”、“？”音。因此周人稱殷如夷，《中庸》“一戎衣”即“殪爾殷”，注家說“衣讀如殷”；《呂氏春秋·慎大覽》“親？如夏”，高誘注“？讀如衣”。這都是各據(jù)不同方音寫成的異形同音字。周人即稱商之人為殷，故在《詩經(jīng)·大明》中出現(xiàn)了殷人與商人相混合的稱號，而有“自彼殷商”、“殷商之旅”等詞與句。

商民族出于東方?！对?#183;商頌·玄鳥》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傾》是宋國頌揚其先代的詩，記載了商人的古代傳說，玄鳥即燕子，可視為商的圖騰?！秴斡[·音初》說：“有？氏有二佚（美）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fā)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高注說：“天命燕降卵于有？氏，女吞之生契。”《史記·殷本紀》說商族的祖先為契，契母簡狄是有？氏之女，帝嚳次妃（按此為后來附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楚辭·天問》也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可嘉？”可見簡狄傳說出自先秦舊籍?！妒酚洝吩兴荆皇菨h人杜撰的。

《左傳·昭公十七年》載魯叔孫昭子問郯子，少昊（皞）氏以鳥名官之故，郯子說：“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爽鳩氏司寇也……。”東方歷法發(fā)達，很早就測定了二至二分，玄鳥氏就是主管此項工作的?！蹲髠?#183;昭公二十年》載晏子與齊景公談到齊地的早期居民，說“昔爽鳩氏始居此地，……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魯國的曲阜是少昊之虛，蒲姑是商的同盟部落，可知商的先祖是少昊部族之一，山東半島齊魯一帶是商民族早期活動的地方。

原始民族除商的先祖外，其他也有以鳥為圖騰，以鳥名官之制。如《魏書·官氏志》載元魏“法古純質(zhì)，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云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鮮卑早期也有以鳥名官之制。鮮卑拓跋氏出于東北，可能與商民族同出一源，此義當別為文論之。

許多東北民族都保存始祖卵生的傳說。如《魏書·高句麗傳》說高麗出自夫余，先祖朱蒙（與鄒牟·東明、逢蒙都是一聲之轉(zhuǎn)），母河伯（黃河之神，即馮夷）女，夫余王將女幽閉于宮中，太陽照射而懷孕，生一卵，男孩破卵而出，就是朱蒙，長而善射。清代在輯安發(fā)現(xiàn)了高麗《廣開土好大王碑》稱：“惟昔始祖鄒牟，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剖卵陳生，生子有圣才。”滿族也說他們的祖先是仙女佛庫倫吞了雀銜朱果而懷孕降生的（見《皇朝通志》卷一）。

商的母系，契母有？氏女，名簡狄，此？和狄即戎狄之戎狄，表明她可能屬于北方薦草中居的北方？貉族。關(guān)于簡狄的傳說，說明東方民族與北方民族在外婚制的條件制約下才產(chǎn)生的事實。

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二)殷墟及其年代

二、殷墟及其年代

殷墟是在考古發(fā)現(xiàn)的商城遺址中屬于晚期的都邑。據(jù)《竹書紀年》的記載，自從盤庚在此建都起，一直到紂覆滅為止，共歷二百七十三年之久再沒有徙郡。殷人在此花費了將近三百來年的經(jīng)營，其經(jīng)濟、政治、文化建設(shè)的積累，必然也是深厚豐富的。因此對殷墟大量考古發(fā)現(xiàn)發(fā)掘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便成為探索殷商歷史的重要基礎(chǔ)。

殷墟的“墟”本作虛，為從虍從丘。丘，甲骨文作“？”，如前所述，是穴居現(xiàn)象，是復(fù)穴之上兩側(cè)可以出入之形。丘虛為古代傳說帝王之都，所以有太皞之虛，顓頊之虛，少昊之虛，軒轅之丘。所謂殷墟，就是殷人之都，即現(xiàn)在洹水旁之小屯村。殷虛之名，在秦漢之際以至六朝時代還是人們所共同認識的。所以《史記·項羽本紀》載，項羽與章邯盟，“期洹水南殷虛上”。《水經(jīng)注》：“洹水出山（太行），東逕殷虛北”。這個地方，大概可以說是東方的交通孔道。三國時代的曹魏，六朝時代的后趙、前燕都在這里建都的。根據(jù)記載，宋人在此地發(fā)現(xiàn)許多銅器，因為這里接近湯陰，所以宋人說河亶甲墓、上甲冢都在湯陰，《考古圖》、《博古圖》和《通考》都是這樣的。

就甲骨文來說，它本身也證明小屯是殷虛。甲骨文中殷代帝王之名極多，這是內(nèi)證，是非常有力的，絕對可靠的記載。而且，卜辭記載田獵，總是說“入于商”，足以證明小屯是他們經(jīng)常居住的地方，從而也肯定了小屯殷虛的絕對年代。

殷虛之稱商，是因殷人以前居住的地方叫商，所以遷來小屯以后，地名也帶來了。例如殷人之后建立宋國，宋與商則為一音之轉(zhuǎn)。所以魯國娶了宋之女，也稱娶于商(“孝惠娶于商”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古代部族遷徙，用舊地名稱所居地，這在當時地曠人稀，新地原來無名的情況下，是極其普遍的事，并不只殷一地是如此。如晉有故絳和新絳也是一例。殷虛的情況，雖然和上述的情況類似，但是并不完全一樣，因為殷虛在成為殷人都邑以前，已經(jīng)有殷的名字了，所以后來殷商并稱：“自彼殷商”(《詩·大明》)。周初的人，已經(jīng)是有這樣名稱了。

殷人的都邑，是經(jīng)過多次遷徒的。王靜安先生在《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一文中，論證自契至于成湯，都邑遷徙過八次。這可以備一說，但不一定就是準確的，應(yīng)該根據(jù)考古發(fā)掘來進一步研究。成湯以后五遷，張守節(jié)在《殷本紀》的《正義》中說：“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這種都邑的遷徙，是因為農(nóng)業(yè)不發(fā)達，需要改變地理條件來維持生產(chǎn)。所以，成湯以前的八遷也可能只在幾個固定的地方往返耕種，而不是真正遷移了八個地方。從時間上來看，前八次遷徙所占的時間短，后五次遷徙所占的時間長，這說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有一些發(fā)展，用不著多遷徙來改變地理條件了。

殷人在殷虛住的時間是相當久的，《史記·殷本紀》說：“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fù)居成湯之故居……帝武乙立，殷復(fù)去亳，徙河北”。《竹書紀年》謂“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jù)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七百”應(yīng)作“二百”。至“紂時稍大其邑”以下，可能不是《竹書紀年》的原文而是皇甫謐作《帝王世紀》時根據(jù)《竹書紀年》綜合敘述的。可見，殷人在其最后的京城住的時間是很久的。不再遷徙的原因可能因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大大發(fā)展了，國家力量強大，沒有遷移都城的必要。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史記》說盤庚遷亳是錯的，《盤庚篇》說遷殷是極重要的根據(jù)?！妒酚洝返腻e誤是來源于《書·序》?！稌?#183;序》云盤庚五遷，始治亳殷。始治一字是《古文尚書》“始宅”二字所訛。

殷商民族及殷王世系(三)巫卜與甲骨

上個世紀末轟動世界的文化大發(fā)現(xiàn)，就是甲骨文字以及殷墟文物的發(fā)現(xiàn)。甲骨文字是巫卜貞人卜事或記事時刻于龜甲獸骨上的文字。“巫”甲骨文作“？”(《合》268)，金文亦是如此(見齊巫姜簋)。甲骨文和金文許多都是象形字，但甲骨文和金文的巫字，究竟象什么呢？現(xiàn)在還沒有辦法確定?！墩f文》說：“能齋肅事神明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這是漢代人的說法?！墩f文》認為男的叫覡，女的叫巫，但是后來不分男女都叫巫?！墩f文》說巫是以舞降神，這有幾分真實性。因為《楚辭·九歌》上記載降神的都是巫。古代的巫，大多數(shù)都是女的，這可能是母系社會的遺留。因為在母系社會時期，祭祀是由女的主持的。古代的人，由于生產(chǎn)水平、科學(xué)水平的限制，特別是由于統(tǒng)治階級利用迷信以統(tǒng)治人民的結(jié)果，他們都相信巫和巫術(shù)，《楚語》“絕地天通”，這是人類文化進步的結(jié)果。在“天地通”的時候，巫就是神，這種相當原始的巫的信仰一直保存了許久。漢代各地有巫，如楚巫、晉巫、也有專門的河巫。滿洲、蒙古也有類似"巫"的薩滿?？偟恼f起來，巫是古代社會中的一個集團，他們掌握祭神、跳舞、醫(yī)療、文字等等宗教儀式和科學(xué)技術(shù)，他們是古代的有知識的人，卜就是由他們掌管著。

甲骨文占絕對多數(shù)的都是關(guān)于卜的記載，只有極少數(shù)是純粹記事的辭。所以甲骨又稱契文，又稱卜辭。契是卜以前的整治甲骨之事。卜，就是問神以決吉兇。又卜與筮是有區(qū)別的。筮是有用草來預(yù)測吉兇，比起卜來，已經(jīng)有了相當?shù)陌l(fā)展，有一定的例則可尋，已經(jīng)簡單多了，卜則純靠巫的臨時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