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滅宋,開創(chuàng)了全體漢族被異族統(tǒng)治的先例，蒙元軍人靠武力統(tǒng)一中國,飛揚扈跋,不可一世。蒙元在中國的暴虐統(tǒng)治只維持了八十九年,但蒙元的制度卻影響了后來的明朝,因為清承明制,所以亦間接對滿清有影響。

 

元明清三代的軍隊，為了控制全國，把軍隊派遣到許多地區(qū)鎮(zhèn)守。如《元史.兵志二》記載：“世祖之時，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將兵鎮(zhèn)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府以屯之?；?、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籓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

 

《明史.兵志一》記載：“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于郡縣，皆立衛(wèi)所。外統(tǒng)之都司，內統(tǒng)于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wèi)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wèi)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wèi)所。蓋得唐府兵遺意。”

 

《清史稿.兵志一》記載八旗：“八旗駐防之兵，大類有四：曰畿輔駐防兵，其籓部內附之眾，及在京內務府、理籓院所轄悉附焉；曰東三省駐防兵；曰各直省駐防兵，新疆駐防兵附焉；曰籓部兵。”滿清的駐防軍除了八旗,還有綠營。而綠營駐防的情況,據《清史稿.兵志二》記載：“綜天下制兵都六十六萬人，安徽最少，閩、廣以有水師故最多，甘肅次之。綠營隸禁旅者，惟京師五城巡捕營步兵。將軍兼統(tǒng)綠營者惟四川。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其新疆之綠營屯防，始乾隆二十五年，由陜、甘陸續(xù)移往駐防。各省標兵規(guī)制，督撫得隨時疏定。”此外,元、明、清還有募兵及鄉(xiāng)兵,清末還另有新軍等等,這些部隊都有駐防的責任。

 

綜觀元明清三代的正規(guī)軍，有一個共同的規(guī)律，是這些王朝的軍隊開國時大都驍勇善戰(zhàn)，其后便逐步漸腐朽不堪，失去了戰(zhàn)斗力，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認為軍警不分的駐防制度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軍警不分的古代，全國各地的駐防的軍隊在和平時期主要是扮演維持治安的角色，例如捕盜、守衛(wèi)、巡邏等——相當于現代的警察。讓罪犯當警察在現代社會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元、明卻仍然保存著前朝傳下來的一項充軍制度，充軍一般而言就是讓罪犯當兵，相當于在現代社會讓罪犯當警察。如《元史.兵制》記載，至元二年十月，“收到私走間道、盜販馬匹、曾過南界人三千八百四戶，悉令充軍”；而《明史兵志四.清理軍伍條》記載讓罪犯充軍的理由是補充逃兵的缺額，“衛(wèi)所有缺伍，則另選舍余及犯罪者充補，犯重發(fā)邊衛(wèi)者，責賣家產，闔房遷發(fā)，使絕顧念。庶衛(wèi)卒皆土著，而逃亡益鮮”(實際，歷史上很多軍隊都存在逃兵問題，《明史兵志四.清理軍伍條》記載，“起吳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軍士逃亡者四萬七千九百余”。明太祖的軍隊有這么多逃兵，卻照舊打勝仗。清朝的湘軍也有逃兵，《曾文正公書扎》卷二十二之《復左制軍》記載，“赴湘募勇則旋募旋逃，終無足額之一日”，也照舊打勝仗?？梢娞颖鴨栴}只要處理得當，不會對軍隊的戰(zhàn)斗力造成重大影響。但在和平時期，罰罪犯充軍以補充逃兵的缺額，后果是敗壞了軍隊的純樸風氣，枉法的觀念會腐蝕軍隊）。

 

充軍之弊還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軍警不分的駐防制度，它令普通士兵都有機會貪贓枉法。以沒有充軍之弊的滿清駐防八旗為例，地方駐防八旗的職責包括防守城門、巡邏、捕盜等，在浙江杭州的十個城門中，全由八旗兵駐守，這些守門兵丁經常濫用職權，對過往行人“恣行抽取”、“勒索銀錢”、“倚禁門有攫貨之藪、借盤詰為逞暴之圖”。[1]滿清駐防將領也同樣以權謀私、貪贓枉法，《清史稿.王鴻緒傳》指出，“駐防將領恃威放肆，或占奪民業(yè)、或重息放債、或強娶民婦、或謊詐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縶詐，種種為害，在所時有”。

 

上梁不正下梁歪，駐防的旗軍本有捕盜的職責，但一些八旗駐防點竟然成了賊窩，清代“廣東省盜賊甚多，皆系旗人兵役窩留”、[2]滿清“太原駐防兵丁驃悍，窩盜為匪，肆無忌憚。居民指滿城為梁山泊，而地方官莫敢誰何。”[3]將領和士兵同流合污，必然互相包庇。雍正曾斥責寧夏將軍“溺職負恩”，“所管弁兵......目無綱紀”、[4]乾隆也曾斥責綏遠城將軍對“流入惡習”的屬下“不知輕重，一味袒護。”[5]這些枉法使軍隊的純樸風氣徹底敗壞，任其發(fā)展下去，則士兵和盜賊必無區(qū)別。如元代有些地方鎮(zhèn)戍兵甚至“白晝揮刀戟走市，怖人奪資貨。”[6]

 

和平時期就這樣猖狂，戰(zhàn)爭時期就更不用說了，古語有云:“匪過如梳，兵過如篦”。在戰(zhàn)場上，失去紀律約束的士兵大肆搶掠,飽掠了便會思歸，再也無心戀戰(zhàn)。這方面的例子不僅僅腐朽的政府軍有,新興的起義軍也有。例如太平天國派援軍去增援北伐軍時，援軍前進到山東臨清一帶便因內亂而潰散、失敗。內亂主要原因據清人姚憲之《粵匪南北滋擾紀略》記載，是新附的“捻、幅及各種土匪，每人腰纏金銀，不愿隨賊接仗，彼此暗約，千百成群，乘間陸續(xù)潛逃。賊眾往追，轉為所傷”。而在元未著名的高郵之戰(zhàn)中，正史認為元軍失敗的原因是統(tǒng)帥脫脫被朝中政敵所劾，兵權被削，致百萬元軍嘩然四散，有理由認為飽掠思歸也是元軍潰散的原因之一。

 

地方駐防軍隊的貪贓枉法行為任其發(fā)展下去必然會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明朝邊疆的衛(wèi)所就是如此。明朝政府在與蒙古諸部的經濟交往中，明令規(guī)定一些商品屬于違禁品，這些違禁品包括“兵器”及可以制造兵器的“鋼鐵”，還有“花云鍛”等。[7]但卻屢禁不止，因為明朝的邊吏在帶頭走私軍器，例如大同參將曹儉“又私以盔甲，弓箭與（蒙古韃靼部頭目）阿魯臺使臣易駱駝”。[8]大同鎮(zhèn)守太監(jiān)郭敬依仗與明英宗寵信的大太監(jiān)王振的親密關系“遞年多造鋼鐵箭頭，用甕盛之，以遣瓦剌使臣。（瓦剌頭目）也先每歲用良馬等物賂振及敬以報之。”[9]

 

上層的邊吏將領既然如此，中下層的官兵也肆無忌憚，正統(tǒng)七年“瓦剌貢使至京，官軍人等無賴者以弓易馬，動以千數，其貢使得弓，潛內衣篋，逾境始出。”[10]類似上述這些明軍走私的文獻還有很多，在此不必一一列出。顯然，走私已經危害到了明朝的國家安全，明軍由于走私，“貪圖厚利，暗將熟鐵器物裹藏貨售，以至二十年來（蒙古）套虜轉弱為強，所向披靡。”[11]不僅套虜，蒙古其它部落也得益于走私，在“庚戍之變”時，蒙古俺答部就顯示出“其鐵馬金戈，明光耀目。”[12]

 

走私使明軍邊鎮(zhèn)綱紀松弛，無心作戰(zhàn)，“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與一角于疆場者”。[13]有的邊鎮(zhèn)守軍甚至從最初的走私發(fā)展到通敵賣國，明軍邊兵“......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后報者......”[14]明大同的總兵仇鸞稱：“我之墩軍夜不收往往出入虜中與之交易，久遂結為腹心。（蒙古）俺答、脫脫、辛愛、兀慎四大營至，將我大邊墩臺割據分營，虜代墩軍了望，軍代達虜牧馬。宣大總督王崇古也說：大同各路逼近虜巢，向緣將士怯懦，虜酋貪狡，索賄買和......甚至沿邊各堡有月錢之科派，大邊墩有分帳之買賣，坐致烽火不明......虜入則墩夜不傳，虜出而炮火始發(fā)......擁兵閉門，耕牧盡廢。每遇虜入，小失則隱匿不報，大虞則虛張聲勢，以十百為千萬，動稱兵寡難敵，以媚虜為舊規(guī)......釀致沿邊軍民......甘心出辦財帛，希求茍安。”[15]

 

當一支軍隊腐朽到象八旗軍那樣窩留盜賊、象明軍那樣與敵通貨、象元軍那樣和盜賊毫無區(qū)別“白晝奪資貨”的地步，這樣的軍隊由于軍紀蕩然無存，已經不堪再用了。當戰(zhàn)爭來臨的時候，讓這樣的軍隊上戰(zhàn)場，就必然會鬧笑話。例如，“至正七年十一月，海盜劫沿江江陰、通、泰、鎮(zhèn)江、真州一帶，海盜才三十六人，元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16]明嘉靖三十四年，一股六七十人的倭寇，在明境“行數千里，殺戮及戰(zhàn)傷四五千人，凡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入二縣，歷八十余日始滅。”[17]

 

元明清三代的正規(guī)軍都是世兵制（也有一些例外，如晚清的新軍），父傳子繼，世代當兵，貪贓枉法的不良作風可以一代一代傳下去，積重難返，最后多變?yōu)槭芯突?。而元、明、清三代的鄉(xiāng)兵，一般因戰(zhàn)爭而產生,專職作戰(zhàn)，故紀律和士氣往往高于軍紀敗壞的正規(guī)軍。元末,元廷倚為棟梁的察罕帖木兒及擴廓帖木兒皆是鄉(xiāng)兵的重要領導人，顯示出鄉(xiāng)兵的戰(zhàn)斗力在蒙元正規(guī)軍之上，實際已經代替腐朽的蒙元的正規(guī)軍成為了起義紅巾軍的主要對手。

 

鄉(xiāng)兵戰(zhàn)斗力在正規(guī)軍之上的情況不單止發(fā)生在元未，明清兩朝也有這種情況。例如，在明朝的平倭戰(zhàn)爭中，明將戚繼光、譚綸、俞大猷均募鄉(xiāng)兵，尤其是戚繼光，針對明朝原先衛(wèi)所兵員多為市井油猾之徒的情況，到義烏這個地方招募礦工和農民，組成“戚家軍”，為平倭的最終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清廷平定太平天國所依賴的湘淮軍，也屬鄉(xiāng)勇。

 

代替正規(guī)軍的鄉(xiāng)兵，最初風氣比較純樸，然而時間一長久，也會變油猾世故。例如淮軍在平定太平軍、捻軍之后，長期駐防各地，漸染暮氣，在甲午戰(zhàn)爭中入朝鮮境內作戰(zhàn)，軍紀敗壞，“義州至平壤數百里間，商民均躲避，竟有官亦匿避。問其緣由，因前大軍過境，被兵擾害異常，竟有燒屋強奸情事，定州燒屋幾及半里，沿途鍋損碗碎各情，聞之發(fā)指。”[18]淮軍首腦李鴻章亦不得不承認“軍聲大壞，殊為憤悶。”[19]

 

上行下效的貪贓枉法是元明清軍隊腐朽的主要原因之一，元明清三代朝廷并非對這種情況一無所知（前文亦引述過明代大臣仇鸞、王崇古的奏折、而清朝的則有清帝的批奏），始終拿不出一個很好的解決辦法。貪贓枉法、徇私舞弊會徹底摧毀任何一支朝氣蓬勃的軍隊,古今概莫能外。希望后人能吸取歷史教訓，不要重蹈覆轍。

 

 

 

[1]《杭州八旗駐防營志略》卷17之頁14——15
[2]《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雍正四年四月初三日楊文乾奏
[3]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頁38
[4]《清世宗實錄》卷151，雍正十三年正月辛卯
[5]《清高宗實錄》卷483，乾隆二十年正月癸酉
[6]宋濂《宋學士文集》卷63之《吳先生碑》
[7]《明英宗實錄》正統(tǒng)三年四月癸未、《明孝宗實錄》弘治十二年五月壬午
[8]《明宣宗實錄》宣德九年1二月癸酉
[9]佚名《正統(tǒng)臨戎錄》
[10]《明英宗實錄》正統(tǒng)七年十月乙卯
[11]《明經世文編》卷382之何東序《套虜輸款求貢疏》
[12]尚不享《北虜風俗.教戰(zhàn)》
[13]胡松《陳愚忠效未議以保萬世治安事》，轉自《明經世文編》
[14]《明經世文編》卷232之許論《論邊鎮(zhèn).大同》
[15]《明經世文編》卷316
[16]《元史.順帝本紀》
[17]《明世宗實錄》卷425，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壬辰
[18]《李文忠公電稿》之《寄平壤豐衛(wèi)左馬各統(tǒng)領》
[19]《李文忠公電稿》之《寄平壤盛軍衛(wèi)統(tǒng)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