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40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王玉哲：《中國上古史綱》，第15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③ 金景芳：《〈周禮?大司徒〉、〈禮記?王制〉封國之制平議》，《先秦史論文集》，《人文雜志》增刊，1982年。 商王成湯時期，國力鼎盛，“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多嵐{》：“享，獻也?！北M管《殷武》并非商代尤其是成湯時期歷史的真實寫照，但其所透露出的一些信息還是有價值的?！逗霞?6976正：“貞， 玨于壴。一?！薄皦浴奔垂闹笮巫郑嵔芟橄壬詾?，古顧城當在范縣城東龍山莊一帶，“此地可能就是卜辭中的鼓地。”① 許慎《說文》：“二玉相合為一玨?！倍巫ⅲ骸半p玉為玨?！蓖ㄗx該條卜辭，意為商王向鼓族征求玉石?！耙笮鎷D好墓出土的I式玉戈和II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中有大量發(fā)現(xiàn)，相反，在中原地區(qū)這種形制的玉戈僅在殷墟婦好墓中見到?！雹诤翢o疑問，這些玉戈很有可能是作為方國諸侯的貢納品而進入殷都，后又作為隨葬品出現(xiàn)在婦好墓中。西周時期，文獻中亦有“肅慎氏貢楛矢石砮”③及“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④的記載。以上材料說明，殷商、西周時期，玉石器是方國獻納給商、周王朝的重要貢品之一。布帛作為貢品，最典型的莫過于《兮甲盤》中的記載：“淮夷舊我 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安遣疾?，積是粟米之征?！雹萦纱丝梢姡笊?、西周時期諸侯方伯的確曾將玉帛作為方物獻納給商、周王朝。如果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考察，不難確知，殷商、西周時期這些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應該從夏代或者更早繼承而來的，既然如此，我們說《左傳》哀公七年及《淮南子?原道》“禹合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必然所出有自，絕非空穴來風。 《國語?魯語下》稱：“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yè)。”至遲于西周時期，諸侯方伯已與周王朝之間自然形成了貢納義務，但直到西周乃至春秋時期，諸侯方伯與周王朝之間的貢納關系仍頗為原始，而且這些原始的貢納往往不帶有經(jīng)濟上的意義。如春秋時期楚人追述周初史事時講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雹拗钡酱呵飼r期，齊桓公興兵伐楚，管仲問罪楚人的原因之一即所謂“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⑦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些所謂的貢納義務，頗為原始，且并不甚嚴格。這種情形，在民族史中有跡可尋。明代四川土司“歲輸貢賦，示以羈縻。……雖受天朝爵號，實自王其地?！雹噙@些土司和中央王朝之間的經(jīng)濟關系既具有所謂的貢納關系，同時也往往具有交換的意義。中央王朝往往采用厚給財物的辦法，使其內服。土司每次向朝廷貢納方物，往往可以得到若干回賜，有的回賜還頗為豐盈。如“洪武十二年，珉德貢香楠木，詔賜衣鈔。十六年，珉德來朝，獻馬十八匹，賜衣一襲，米二十石，鈔三十錠?！雹?“（明）正德十年，致仕宣慰彭世麒獻大木三十，次者二百，親督運至京。子明輔所進如之。賜敕褒諭，賞進奏人鈔千貫。”⑩殷商、西周時期，諸侯方伯與商、周王朝之間的貢納關系的情形應大致與此類似。由此可以想見，禹與參與會盟的眾多諸侯方伯之間的所謂貢納關系則應該較此更為松弛。截至今天，從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學材料透視禹與萬國諸侯方伯之間的關系，應該仍是個頗為棘手的難題。二里頭文化的核心類型——二里頭類型是以夏族為主體的夏王國的文化遺存，目前已基本不存在大的
① 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第88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陳德安：《三星堆遺址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中華文化論壇》1998年第2期。 ③《國語?魯語下》。 ④《太平御覽》卷八五《皇王部》、《北堂書鈔》卷三十一引《竹書紀年》。 ⑤ 陳連慶：《〈禹貢〉研究》，《夏史論叢》，濟南，齊魯書社，1985年。 ⑥《左傳》昭公十二年。 ⑦《左傳》僖公四年。 ⑧《明史》卷三百十一《四川土司列傳》。 ⑨《明史》卷三百十一《四川土司列傳》。 ⑩《明史》卷三百十《湖廣土司列傳》。 爭議。目前學術界普遍贊同二里頭文化的年代范圍應是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①，其時 代應晚于禹所處的時代?？脊艑W家認為，“二里頭文化諸類型是文化和政治的共同體，即同屬夏王國。但是地方類型與核心類型的政治關系，到底緊密到何種程度，我們無從探究?！雹趦H僅以“執(zhí)玉帛者萬國”而斷言，這些前來參加盟會的諸侯方伯已“成為王朝統(tǒng)治下的諸侯”③，則難免顯得主觀武斷，有可能與歷史實際相差甚遠。
① 仇士華、蔡蓮珍、冼自強、簿官成：《有關所謂“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的初步報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中國考古學?夏商卷》，第9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③ 十院?！吨袊糯贰肪帉懡M編寫，朱紹侯、張海鵬、齊濤主編《中國古代史》新版（上冊），第31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張懷通：《夏啟“鈞臺之享”解》，《山東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⑤ 陳智勇：《先秦社會文化叢論》，第127—130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⑥《論語?為政》。 陽神的祭壇，而H75則是用掘坎挖坑形式專門祭祀土地神的地方①。遼寧喀左東山咀紅山文化遺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緩平突起的臺地上，長60、寬40米。中央為方形基址，東西兩翼有對稱的石墻基，墻基外有大面積石面，南面前端為圓形基址。方基東西11?8米，南北寬 9?5米，中間有大片紅燒土面。圓形基址直徑2?5米，外以石片圍圈，圈內鋪以礫石地面。出土有大型人坐像，小型孕婦像以及玉器②。有的學者以為“這是一處紅山文化先民若干部落共同使用的祭祀天地、祖先、山川等多種神祗的地方。”③這些眾多祭祀遺跡的出現(xiàn)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將《左傳》昭公四年“夏啟有鈞臺之享”中的“鈞臺”釋為祭天的場所， 缺乏直接的證據(jù)，理由并不充分。既然 “鈞臺”并非祭天的場所，那么“夏啟有鈞臺之享”自然也并非“夏代初年夏啟主持舉行的一次重大祭天活動”，至于說“參與助祭的是各國的方國首領”，則更有牽強附會之嫌。 事實上，《左傳》昭公四年所載“夏啟有鈞臺之享”就是一次由夏啟召集的普通的部落聯(lián)盟會議，其性質和《左傳》哀公七年記載“禹合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的性質并沒有實質性的差別。至于“鈞臺之享”的享，和前文所舉《詩?商頌?殷武》“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的“享”意義相同，按照《鄭箋》的說法，“享，獻也?！睕]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夏啟有鈞臺之享”的“享”為“獻祭”之意。既然如此，稱“鈞臺之享確立了夏啟的‘共主’地位，奠定了夏王朝家天下的政治基礎，同時也是我國文明時代開端的重要標志”的說法，就大有繼續(xù)商討之必要。 根據(jù)前面的分析，夏啟時仍處于部落聯(lián)盟制階段，夏代國家并未建立。事實上，夏啟建立夏代國家的另一重大疑難則是夏啟時的政治中心尚未得到證實。盡管以前文獻中屢屢有禹都陽城及禹都陽翟的記載，而且不少考古學家將河南登封告成鎮(zhèn)發(fā)掘的龍山時代中晚期的王城崗城址和“禹都陽城”相聯(lián)系，甚至稱王城崗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對探索夏王朝統(tǒng)治中心區(qū)域的文化，可算是一次大的突破④，也有學者將包含龍山文化早、中、晚三期遺存，并以龍山文化晚期遺存為主的禹州瓦店遺址與鈞臺、陽翟相聯(lián)系⑤，但就目前學術界所掌握的材料看，這些遺址尤其是瓦店遺址尚缺乏作為文明時代國家政治中心所必備的若干基礎設施，如宮殿區(qū)、宗廟、手工作坊遺址和必要的防御設施等，其顯然不能作為啟已建立國家政權的直接證據(jù)。此外，從文獻和考古學材料可以獲悉，禹、啟所在部落的活動區(qū)域僅僅局限于河南潁水上游的登封、禹州一帶，這和《逸周書?度邑》中論及的“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及《國語?周語上》所說“伊、洛竭而夏亡”的夏代國土中心的地理范圍并不一致。這一變化正是禹、啟以來部落戰(zhàn)爭不斷擴大的結果?！赌?非攻下》和《戰(zhàn)國策?魏策一》等均記載有禹征三苗之事，《莊子?人間世》和《呂氏春秋?召類》等文獻另載有禹攻有扈之事，古本《竹書紀年》載有啟殺益⑥及“啟征西河”⑦，此外《史記?夏本紀》記載，啟和有扈氏的戰(zhàn)爭還在持續(xù)。恩格斯在談到伊洛魁人十五世紀所結成的永世聯(lián)盟時說：
① 匡瑜、張國碩：《鹿臺崗遺址自然崇拜遺跡的初步研究》，《華夏考古》1994年第3期。 ② 郭大順、張克舉：《遼寧喀左縣東山咀紅山文化建筑群體發(fā)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11期。 ③ 張乃仁、田廣林、王惠德：《遼海奇觀——遼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7頁，1989年。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第321頁—32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禹州市瓦店龍山文化遺址1997年的發(fā)掘》，《考古》2000年第2期。 ⑥《晉書?束皙傳》引《紀年》：“益干啟位，啟殺之?！薄妒吠?遺古》引《汲冢書》云：“益為啟所誅?！薄妒吠?雜說上》引《竹書紀年》：“后啟殺益。”啟和益的關系，《孟子?萬章上》和《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等記載不同，此略而不論。 ⑦《北堂書鈔?帝王部》引《紀年》。 “這種聯(lián)盟一經(jīng)意識到它所具有的力量，便立即具有了進攻的性質，在1675年前后，當它達到了強盛的頂峰的時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土地?！雹儆怼r的社會狀況和恩格斯所論伊洛魁人十五世紀時的社會狀況應頗為接近。禹、啟以來頻繁的部落戰(zhàn)爭必然帶來打破氏族制度，導致聯(lián)結氏族的血緣紐帶松弛，同時也由此奠定夏朝政治地理的基礎，加速了夏代早期國家建立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