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政權(quán)更迭頻繁，政局錯綜復雜，市面上流通的貨幣也因此名目繁多。我家里收藏的這些錢幣，看數(shù)量挺多，實際上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市民劉先生指著父輩留下來的各式錢幣告訴記者，民國時期的市場上，流通的貨幣可謂是五花八門。“有外國的銀元、清朝的元寶，還有各路軍閥自制的錢幣等等。”

這不禁引起了記者的好奇，生活在民國時期的人們，如果需要購物，他們的手里可能會持有哪些流通貨幣呢？

《南京條約》中的賠款以西班牙銀元計算

民國的歷史開始于1912年1月1日。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一切從新開始。“至少在流通領域，那些從16世紀開始傳入中國的外國貨幣仍然有著不可動搖的地位。”吉林大學專門從事金融研究的賀教授告訴記者，像荷蘭“馬劍洋”、葡萄牙“十字”、奧地利“雙鷹”、墨西哥“鷹洋”等外國貨幣在民國時期仍然廣泛被使用。

據(jù)介紹，最早流入中國的外國貨幣源自西班牙。它們從明萬歷年間開始流入中國，清中葉流入最多。其幣面圖案是兩根柱子，代表著直布羅陀海峽兩岸的山巖，因此又稱“雙柱洋”。

“雙柱洋”有“雙球”和“人頭像’兩種。神話中歐非兩洲原本相連，后被大力士海格立斯拉開。直布羅陀兩岸的山峰被稱為海格立斯柱，這就是雙柱的來歷。柱上有卷軸纏繞，呈S形，據(jù)說，美元標記“$”便來自其銀幣背面卷軸繞著的雙柱。兩柱間有兩個球，意為要征服全球。在雙柱洋誕生之初，一塊西班牙銀元的購買力等同于一美元。雙柱洋被歐美商人帶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它在中國東南沿海廣泛流通、勢力強大。

鴉片戰(zhàn)爭后，列強與清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中“賠款2100萬元”，指的就是西班牙銀元。此后，西班牙銀元大都作為賠款又流出國內(nèi)，因此，到了民國時期，國內(nèi)剩余不多。不過，當時經(jīng)濟較發(fā)達的長江沿岸和上海地區(qū)仍然在使用它們。

墨西哥鷹洋一度是中國流通市場上的主幣

“晚清民國年間，外國銀元輸入中國最多的，是墨西哥鷹洋。”賀教授介紹說，據(jù)清朝宣統(tǒng)二年(1910)的調(diào)查統(tǒng)計，當時中國所流通的外國銀元約有十一億枚，有三分之一是墨西哥鷹洋。

墨西哥鷹洋正面圖案是墨西哥共和國國徽的造型：一只雄鷹，張著翅膀，嘴里叼著一條蛇，佇立在一棵從湖水巖石長出來的仙人掌上。這個造型的下邊由橡樹和月桂的枝葉環(huán)繞，象征著力量、忠誠及和平。

墨西哥鷹洋的成色較其他外國銀元為佳，而且多年不變，所以在被南京國民政府禁用前，人們都樂于使用，幾乎成為中國流通市場上的主幣。在上海的外國銀行發(fā)行紙幣，民國八年(1919)以前都是以墨西哥鷹洋為兌換標準。

1889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奏清在廣東開鑄新式銀元，即龍洋。龍洋的出現(xiàn)本意在于抵制鷹洋，所以成色分量均仿鷹洋。鷹洋在大本營上海地位的動搖始于1918年的“鹽余”之爭，當時兩淮、兩浙鹽稅要經(jīng)中國銀行分行匯至上海轉(zhuǎn)解，而匯豐銀行一向非鷹洋不收，因鷹洋越來越少，迫使中國銀行通過錢莊向匯豐購買，雙方屢生齟齬。最后中國銀行提出要匯豐從此鷹洋和中國銀元并用，否則有可能停止業(yè)務往來，匯豐只得接受。借此機會，中行上海分行在當年5月發(fā)行國幣兌換券，國幣在滬遂與鷹洋平起平坐。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上海發(fā)生罷市風潮，銀元缺乏，鷹洋更是如此。在愛國熱情的鼓舞下，中國銀行抓住機會，促請銀行公會與錢業(yè)公會會商取消鷹洋，全體贊成。外國銀行團亦不得不同意。這結(jié)束了鷹洋在上海的主幣地位。

盡管如此，鷹洋仍在許多地方維持了一定勢力。比如，1929年中國財政設計委員會調(diào)查了21個省40個以上的城市和地區(qū)銀元流通狀況，16個城市有鷹洋流通。

清末各省自制“光緒元寶”互相抵制

清光緒十年(1884年)，中國自鑄機制銀幣在歷經(jīng)近半個世紀反復爭論醞釀之后，終于由吉林機器官局鑄成。光緒十二年(1886年)，張之洞于廣州籌創(chuàng)“廣東錢局”。全套造幣機械由英國伯明翰喜敦造幣廠購進，并進聘外籍技師。光緒十六年(1890年)四月，新版光緒元寶七錢二分銀幣系列鑄成，后經(jīng)清廷下令作為法幣，成為晚清中國自鑄銀元的典范。

江蘇省海事學院的査夏泉老師，就保存著一枚珍貴的光緒元寶銀元鋼模，它高3.5厘米，頂部直徑3.84厘米，底部直徑4.3厘米，重250克。這枚銀幣鋼模，中央漢文“光緒元寶”，外環(huán)珠圈，上緣文字為“江南省造”，下緣文字為“庫平七錢二分”，中間有甲辰字樣。江蘇省收藏家協(xié)會理事、江南貢院歷史陳列館館長周道祥曾經(jīng)看到過這枚鋼模，他告訴記者，這是清政府于1890年首次正式委托英國喜敦造幣廠雕刻的貨幣鋼模。周道祥說，光緒元寶的購買力非常強大，發(fā)行之初，幾十個便可以買到一棟四合院。

讓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光緒元寶發(fā)行后，各省競相設廠鼓鑄，迅速在全國展開。由于各省各自為政、錢法混亂，銀幣成色重量不一，且以省名，互相抵制，若去外省，本省的貨幣是用不起來的，這就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建天津戶部造幣總廠，欲鑄大清金幣、大清銀幣、大清銅幣通行天下，將其他所有貨幣全部取消，未能成功。

“其實在南京，二十世紀初的時候，曾經(jīng)有一家準銀行性質(zhì)的錢局，叫做裕寧官銀錢局，就設在江寧。它曾經(jīng)發(fā)行了銀元票和制錢票。”杭州市錢幣學會的陳老師介紹說，裕寧官銀錢局是在張之洞調(diào)任兩江總督后，于光緒二十九年奏請朝廷開辦。“裕寧官銀錢局具有準銀行性質(zhì)，發(fā)行過‘當十銅元壹百枚票’。它在各地設有分行，所發(fā)鈔票由官府擔保，中外商民可一體通用，因此，官商百姓就很放心地使用起來。”

裕寧官銀錢局在開辦初始，業(yè)務蒸蒸日上，每年獲利皆在白銀十萬兩之上?？上Ш镁安婚L，辛亥革命爆發(fā)后，錢局各地分局的現(xiàn)款被當?shù)剀娬崛∫豢?，商民也爭先取兌存款，錢局被迫停業(yè)。

1927年后，“孫小頭”取代“袁大頭”

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民國政府將原江南造幣廠改為財政部管理，開始鑄行有孫中山先生側(cè)面肖像，面值分為壹元、貳角、壹角之“中華民國開國紀念幣”。

袁世凱謀取政權(quán)之后，1914年推出國幣條例，定國幣“壹圓”，又定十分之一元為角，十分之一角為分。國幣的壹元被鑄成九成銀、一成銅的硬幣，上有袁世凱頭像，即俗稱的“袁大頭”，在全中國流通，其剛剛發(fā)行時的購買力，“以買米為例，一塊銀元相當于現(xiàn)在的人民幣50元左右。”杭州錢幣學會的陳老師說。

其實，在袁世凱之前，黎元洪已在武昌發(fā)行過戴帽和光頭的兩種紀念幣。袁世凱死后，各地軍閥更是群起仿效。北洋軍閥中的曹錕、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先后將自己的頭像鑄進了紀念幣。此外，各地軍閥如張作霖、李景林，還有直隸軍務督辦褚玉璞，廣西的陸榮廷、譚浩明，安徽的倪嗣沖，云南的唐繼堯等，也爭先恐后地將自己的肖像鑄進紀念幣。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停鑄“袁大頭”，改以民國元年版孫中山先生像開國紀念幣舊模，略改英文幣銘等，由南京、天津、浙江、四川等造幣廠鼓鑄，暫為替代。這種銀元比“袁大頭”略小，因為上有孫中山頭像，被稱為“孫小頭”。“‘孫小頭’剛發(fā)行時，其購買力相當于今天人民幣35元左右。”

民國時期，那些外國貨幣，還有印有各地軍閥肖像的貨幣泛濫成災，使得貨幣流通市場混亂。為此，1933年3月，國民政府正式下令施行“廢兩改元”，規(guī)定“所有征收稅款，自用銀兩交納者，一律改用銀本位幣”，即由國家統(tǒng)一規(guī)定白銀為貨幣金屬，并統(tǒng)一鑄成幣值為壹元之新版銀本位幣，其正面有孫中山側(cè)面像及紀年，背面是中國雙桅帆船圖案和幣值，俗稱“船洋”。

“法幣”也曾經(jīng)很值錢，兩塊錢能辦一桌酒席

1935年11月3日，財政部發(fā)布公告，宣布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行法幣制度，宣布廢止銀本位。1936年國民政府派員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生商談貨幣問題，雙方于5月簽訂《中美白銀協(xié)定》，法幣和美元實現(xiàn)掛鉤，100法幣＝30美元。“此時的法幣，購買力非常高，我父親告訴過我，在當時一桌酒席四葷四素只需2元。”87歲的老南京魏全德告訴記者。

然而，日本的入侵打亂了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步伐。隨著戰(zhàn)局不利，國民政府的主要稅源地相繼陷落，當局財政開支日趨緊張，再加上軍費開支巨大，只得依靠發(fā)行貨幣補充。1937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法幣發(fā)行額度為14.1億元，到1945年8月抗日戰(zhàn)爭結(jié)束時貨幣發(fā)行量已經(jīng)增加到5569億元，比戰(zhàn)爭爆發(fā)前增長了394.5倍。日本投降后，為籌措內(nèi)戰(zhàn)軍費，南京政府進一步增加了貨幣發(fā)行量，最終導致了惡性通貨膨脹。

1948年8月國民政府發(fā)行“金圓券”，下令民間以300萬元法幣兌換1元金圓券的比值到銀行換取新幣金圓券，法幣的使命終結(jié)了。

商家自制代價券受到市民歡迎
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后，為了破壞上海、南京等地的經(jīng)濟，日偽派人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大量收購銅元，到了1939年，銅元的嚴重缺乏導致零鈔緊缺。“那個時候，商店沒有零錢找給客人，以前作為零錢的銅元都被收走了。所以，商店就用針線、火柴、糖果等小商品代充零錢。時間長了后，許多人家中堆積了大量使用不完或根本不需要的小商品。這種找零辦法就遭到否定。有的商家便購進大量小面值的郵票作為零錢找給別人，但很多人根本用不上它們，而且郵票還容易損壞，于是市民聯(lián)合起來抵制商家以郵票找零的辦法。”老南京魏全德回憶說，面對這種情況，1939年后，有些公司聯(lián)合起來統(tǒng)一印制和發(fā)行小額代價券，代替輔幣找零，小的商店則自行印制代價券，而更小的店需找零的額很小，不肯出錢印制代價幣，干脆找一些廢紙，刻幾枚有一分、二分的圖章，再蓋上商店或店主的私章，就充當代價券使用。一些代價券的背面還印有說明文字：“近因市上銅元缺乏，對于惠顧諸君購貨零找深感不便，本號為便利零找起見，特出臨時代價券”

據(jù)不完全估算，1939年至1942年的3年時間中，僅上海一地，其商家印制、發(fā)行的代價券在2萬種以上。這些起初以找零方式投放的代價券，具備了流通貨幣的功能。國民政府財政部雖嚴令禁止，但仍照常流通，一直到南京國民政府垮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