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象”的概念則是殷蹯在《河岳英靈集》中首次提出，大體是指以詩人的情感、神思統(tǒng)攝物色萬象，使之呈現(xiàn)為富有韻味的意境。
因為詩是美的構(gòu)造，所描繪的意象便需要經(jīng)過精心選擇、改造和配置；所使用的語言，便需要從色澤、音調(diào)、暗喻的意味等各方面加以洗練和推敲。而詩歌的其它功能，如記述所見所聞、贈答應酬等，必須服從這種美的構(gòu)造的需要。唐詩中大量的優(yōu)秀作品，都呈現(xiàn)出詩意高度集中、意境單純明凈的特點。這正是唐詩為人們所喜愛的重要原因。
中唐。
是指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fā)，使唐王朝迅速地由繁盛轉(zhuǎn)入衰亂的時期。這一階段，首先可以看到詩歌與時事政治的關(guān)聯(lián)加強了。這一種關(guān)聯(lián)的加強常常伴隨著詩人個體意識的削弱和對于國家的依附意識的加強，伴隨著儒家文學觀念的加強。這在杜甫已經(jīng)不能免，在元結(jié)、白居易等詩人那里更為突出。另一方面，作為盛唐詩歌主要特征的激情的表現(xiàn)，在中唐詩歌中也受到抑制。杜甫詩歌的“沉郁”實際上就是激情受到理性的抑制的結(jié)果。在其他詩人那里，激情或轉(zhuǎn)化為怪誕，或轉(zhuǎn)化為哀苦，乃至退化為閑適、瑣細。
當然，唐代文化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生命力并不是在中唐就消失了。甚至，中唐詩歌藝術(shù)風格的多樣化、各種不同風格之間的差異，比盛唐詩歌給人的印象更為強烈；中唐詩人對語言表現(xiàn)形式的關(guān)注，也比盛唐詩人更為深入。從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到李賀的嘔心瀝血覓詩句，賈島的苦吟，詩人們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但詩歌中豪邁自信、自由飛揚的精神，在這時確實是開始衰退了。
這六十年內(nèi)，前三十年唐朝處于大亂過后的蕭條時期，詩壇上也很不景氣，被稱作“大歷十才子”的一群詩人們，注重文辭的修飾，而抒寫是內(nèi)容則不免貧弱。后來隨著朝廷的政治改革和軍事平叛上的努力，詩歌創(chuàng)作又重出現(xiàn)活躍的氣象。在這個階段里，自覺發(fā)揚著杜甫寫實精神的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詩家，和著重發(fā)展了杜甫創(chuàng)新技巧的韓愈、孟郊、賈島、李賀等人，各自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風格，再加上柳宗元及劉禹錫，共同構(gòu)成了風格多樣的“元和”詩壇，形成了唐詩發(fā)展史上的又一個高峰。
晚唐。
文學史上所說的晚唐時期，是指文宗大和元年以后的約八十年（828—907）時間。
晚唐前期，唐王朝進一步走向衰敗，宦官操縱時局，士大夫黨爭不休，藩鎮(zhèn)對抗朝廷，經(jīng)濟也日漸凋敝，時代把一層失望與沮喪的陰影投射在文人的心中。他們的作品，不僅沒有盛唐時代那種自由奔放的朝氣，也沒有元和時代那種滿懷激烈的勇氣。他們不是不關(guān)心社會政治，但這種關(guān)心總是伴隨著失望；他們常常表示曠達，而這種曠達卻和無奈相聯(lián)。哀婉的衰颯的氣氛籠罩著這個時代的詩歌。因此，詩人更多吟詠的是三類題材：歷史、自然與愛情。對歷史的追懷是對現(xiàn)實的喟嘆，對自然的眷念是對人世的疲倦，對愛情的尋求是對個人心靈的撫慰。
不過，雖說時代的衰敗和詩人的失望情緒造成了詩歌中的氣勢和力度的削弱，但并不意味著詩歌本身的衰竭，它只小向另外的方向發(fā)展了。這個時代的詩人，比前人更能夠感受到個人在歷史和命運中國的無奈，他們也更傾心于詩歌，以這種美的創(chuàng)造為生存的憑藉，正如杜牧所說“浮世除詩盡強名”，而前人又已經(jīng)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可供借鑒，可供拓展。他們以近體詩為主要形式，憑借銳敏的審美感覺來開掘詩歌的素材，使用精致的語言來表達豐富的情感和細膩的內(nèi)心體驗，創(chuàng)造出或是幽美深婉、或是清曠明麗，但總是離不開幾分頹唐的詩境。他們以此給唐詩開創(chuàng)了又一種新的局面。
晚唐后期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此時，唐王朝受到大規(guī)模農(nóng)民起義的最后打擊，已經(jīng)面臨全面崩潰，這給士大夫的心理以巨大的沖擊。傳統(tǒng)的社會責任感與政治參與欲又在他們心中萌生，儒學精神再一次被檢起來當作救世良方。這一種短暫而徒勞的努力，在文學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表現(xiàn)在詩歌方面，就是向兩端發(fā)展：文人們一方面重題白居易的詩歌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并且寫出了不少反映社會問題的作品，另一方面由于時代無可奈何的衰落，而消沉地追尋個人心理的平衡，因此寫出許多散發(fā)著哀愁遲暮之氣的山水詩。這種情況常常出現(xiàn)在同一個人身上。
4．宋代詩歌：瘦勁拗峭，曲折精深
宋是一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chǔ)、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quán)空前強化的王朝，這是過去的歷史未曾有過的。
歷史是個多面體。宋王朝雖然長期處在外部力量的壓迫下，它的內(nèi)部統(tǒng)治卻始終是穩(wěn)定的。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統(tǒng)治者一貫的政策有直接關(guān)系。宋太宗曾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nèi)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nèi)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保ā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卷32）
說到宋代的文學，需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宋代的文化較前代更為普及、城市經(jīng)濟也有更明顯的發(fā)展；另一方面，高度集權(quán)的政治制度對于文學的自由精神氣質(zhì)，又起著相當強大的約束作用。
宋代社會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門閥勢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歐陽修、梅堯臣、蘇氏父子、黃庭堅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還存在的諸如一個家族中數(shù)十人中進士乃至居高官的情況，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說，宋代已經(jīng)不存在一個與君權(quán)相抗衡的特殊社會階層。
與此相關(guān)的是宋代科舉制度的完備。唐代的科舉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據(jù)考試成績來取舍的，家庭的背景，個人的聲譽，同權(quán)勢人物的關(guān)系，都直接影響著科舉中的成敗。而宋代科舉由于實行了彌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試之外的因素畢竟要少得多了。同時，宋代的科舉規(guī)模擴大了，朝廷因此大量增設(shè)了官職，科舉比前代更有效地成為國家籠絡(luò)知識階層的手段；進士及第最后由皇帝親自主持 “殿試”考選，顯示了君權(quán)所具有的絕對權(quán)威；仕途出身集中于科舉一條路。凡此種種，從積極方面來看，是實現(xiàn)了政治權(quán)力對平民階層的廣泛開放，一個人，不管其門第、鄉(xiāng)里、貧富如何，都可能“學而優(yōu)則仕”，這使宋代社會具有前代所沒有的平等程度。再說，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環(huán)境也相對寬松。據(jù)說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殺大臣，宋太宗也曾說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盡，不必過分追究。宋代士人好發(fā)牢騷，好議論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還好聚眾示威，就連當朝大臣也好結(jié)朋黨鬧意氣、黨同伐異，但大不了免去官職當個道觀提舉或流放僻遠地方當個閑官，最厲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監(jiān)獄。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頗為優(yōu)渥舒適。長久以來，“寒士”們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實現(xiàn)的可能。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上述特點也強化了文人士大夫?qū)τ趪艺?quán)的依賴性。宋代文人幾乎只有經(jīng)過科舉獲得官位，并由此獲得社會承認和優(yōu)越的物質(zhì)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樣廣泛的社會活動，多姿多彩、五花八門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漸漸消失了。用最明顯的例子來說，宋代著名文學家的生活經(jīng)歷，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適、岑參等人，都要簡單得多。
另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宋代文人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程度的束縛。宋代君主有一套籠絡(luò)與挾制知識階層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性。趙匡胤和趙匡義都好讀書，雖憑借武力以兵變得天下，卻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對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擁兵割據(jù)，控制是為了使意識形態(tài)形成統(tǒng)一格局以穩(wěn)定人心，最終都是為了達到強化君權(quán)的目的。所以，看起來宋代君主一再強調(diào)“文治”，實際上骨子里對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他們至多不過是把文人看作是裝配有效的國家機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決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舉考試，其內(nèi)容自真宗以后由詩賦、策論轉(zhuǎn)變?yōu)榧杏谌鍖W，立論必須依據(jù)儒家經(jīng)典，諸子書不合儒學的都不許采用。到仁宗以后，進一步在各州縣建立學校講授儒學，作為培養(yǎng)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對讀書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縛不僅來自外部，而且也來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覺的努力。正因為宋代是一個君權(quán)高度集中強化的專制社會，文人出路狹窄，與國家政權(quán)的關(guān)系極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只能在忠于君主、報效國家的位置上確定自我的角色。從歷史上看，自中唐以來，就相當多的人認為，國家的興亡，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命脈，都系于儒學所要求的倫理綱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與道德的延續(xù)，關(guān)鍵在于一個“內(nèi)轉(zhuǎn)”，即儒家那套倫理綱常、行為規(guī)范僅僅形之于外在的禮儀已經(jīng)不夠了，應當把它作為一種內(nèi)在心靈中對道德的自覺。這種認識在宋代特殊的環(huán)境中得到發(fā)展和實踐。宋代理學，無論是周敦頤、張載、二程、朱熹還是陸九淵，大體都是走的這一路向。在“內(nèi)轉(zhuǎn)”思想氛圍中，文人自覺地收斂了放蕩狂傲、任情任性的習性，變得老練深沉、正經(jīng)規(guī)矩，至多也就是像蘇東坡那樣，借幾分滑稽、幾分曠達，來逃脫來自社會也來自自身的壓抑。
宋代歷史的另外一些特點，也從客觀上強化了宋代士大夫?qū)τ趪艺?quán)的自覺依附。由于歷年來的內(nèi)憂外患不斷加劇的緣故，宋代有責任感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變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蘇軾、司馬光，無論他們政治上采取什么態(tài)度、經(jīng)濟上主張什么措施，實際上都是為了振興國運，以文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來影響當權(quán)者，激勵老百姓。而每當外患嚴重、民族存亡處于危急關(guān)頭的時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對政治、對道德節(jié)操的關(guān)注放在最高地位。
總結(jié)以上所述，來歸納宋代文人的一般特點，大體可以這樣說：他們逆境重理智而輕感情；比較注重個人對國家對社會的政治責任與道德義務(wù)，而抑制個性的自由發(fā)展、自由表露。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來，思想也許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許更含蓄復雜，但明顯缺乏唐代文人那種豪氣干云、才華橫溢，那種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種浮華怪誕、異想天開等種種性格特點。
作為宋代社會中堅力量的文人士大夫的那種思想性格上的特點，對當時社會各個方面的發(fā)展究竟產(chǎn)生什么樣的作用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單單從對于文學發(fā)展的作用來說，它的不利方面無疑要大于有利方面。活躍的情感、直接來之于生活的親切感受、富有個性的自由創(chuàng)造，是文學作品中生命力的根源。文學正是憑借著這一種生命力，與社會已經(jīng)形成的規(guī)制相抗衡，引發(fā)人們對美好人生的向往。而宋代文學普遍地顯示出收斂的趨向，個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熱烈，氣勢不那么恣肆縱放。明代祝允明說“詩死于宋”（《祝子罪知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由于一方面宋代文人的性格已經(jīng)與唐代文人有很大的不同，又一方面，唐詩作為一個難以企及的詩歌顛峰也在他們心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迫使他們不得不另辟蹊徑。于是，他們便著意選擇了唐人雖已開創(chuàng)但還有開拓余地的兩條路數(shù)。一是打散詩歌的節(jié)奏、語脈，比前人更多地引入日?？谡Z及散文句法，使詩歌的意象變得自然親切、意脈變得流動順暢，意境變得平常沖淡，把機智和精巧化入詩歌中，等待讀者來體味感悟其中的韻味；二是緊縮詩歌的節(jié)奏、語脈，使詩歌向拗峭守瘦硬方面再進一層，將生僻語詞、典故及特異的句式引入詩歌中，用陌生化的意象組合、意脈結(jié)構(gòu)引發(fā)讀者的探究與驚異。
因此，唐詩的豐腴變成了宋詩的瘦勁，唐詩的蘊藉變成了宋詩的深刻，唐詩的通脫變成了宋詩的曲折。大抵唐人的詩重在情韻，而宋詩更費功力，顯得精深。
宋詩中兩種風格并存，一為平淡流暢，一為拗峭瘦硬。只是在這兩種風格的背后，都有宋人深刻的心思、復雜的心境、細膩的感覺，形成了和唐人大不一樣的自己的特點。
在宋代，詞的意境、形式、技巧都發(fā)展到了鼎盛時期。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來，個人不那么正經(jīng)和榮耀的情懷不宜在“言志”的詩歌中宣泄，而在詞中卻可以比較自由地流露。“詞為艷科”“詞為別體”的觀念，實際上成了宋詞逃避倫理準則的審查的免戰(zhàn)牌和保護傘。雖然這種保護是有限的，卻使詞得以承擔唐詩中的一部分即“簸弄風月”的功能。
由于在傳統(tǒng)上，詞與樂歌有隔不斷的聯(lián)系，與個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更為貼近，宋詞的正宗依然是吟風弄月、兒女情懷，抒情性與音樂性要比詩歌考究得多。從晏殊、晏幾道、周邦彥、姜夔到吳文英一流詞人，在宋代是詞家正脈。他們恪守詞的傳統(tǒng)，刻意求精，使詞的形制更加豐富、詞的語言更加精煉、詞的意境更加深婉、詞的風格更加細膩，特別是詞的音律更加精美合樂。雖然他們也受了詩歌風氣的影響，有的趨向平易流暢，有的追求清空恬淡，有的著意雕飾典雅，但終究保持了詞家本色當行的特點，維系了詞作表現(xiàn)個人生活情感的傳統(tǒng)。
當然，在宋代還有另一流的詞人，并不理睬詩與詞習慣上的分界。這些詞人，特別是有代表性的蘇軾、辛棄疾，原本是氣概豪雄、不受羈絆的人物，他們有意利用詞在語言形式的某些特點在各個方面作自由暢達的表現(xiàn)，不僅把本來屬于詩歌的“言志”內(nèi)容寫到詞中，而且把詩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散文句式、語詞用在詞里，英雄語、悲涼語、兒女呢喃語、日常諧噱語都寫入詞中。這使詞的內(nèi)容豐富了，也使詞的形式技巧發(fā)生了變化：音律準確與否不那么重要了，語詞清雅與否也不那么講究了。這種詞風也提高了詞的地位，使它與詩歌并駕齊驅(qū)、“無所不宜”，但也有使詞失去其精致的特色的毛病。詞在整個宋代仿佛就是循著這兩家路數(shù)演進，前一路數(shù)維持著詞的傳統(tǒng)領(lǐng)域而使它越發(fā)精致細膩，后一路數(shù)則不斷突破詞的傳統(tǒng)界限而使它越發(fā)恣肆汪洋。
你應該知道的詩人個人背景資料（二）
當然，“知人論世”主要靠平時所學過的有關(guān)資料和知識的積累，如蘇軾的作品往往豪放曠達，杜甫的作品沉郁頓挫，李清照則柔婉幽深等等。但這也不能一概而論，因為由于人的境遇、情感不是固定不變的，所以同一詩人在不同時間、不同環(huán)境所寫的作品，表現(xiàn)的思想內(nèi)容也會有所發(fā)展和變化。
古典詩歌的創(chuàng)作背景，大致可分為社會時代背景和作者個人遭遇兩個方面。下面再舉例說說詩人的個人際遇及個性展示。
1．謫仙李太白
盛唐詩潮波瀾壯闊，氣象萬千。而其中最引人矚目、動人心弦的是李白的創(chuàng)作。李白的詩歌，最充分也最集中地體現(xiàn)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飽滿的青春熱情，爭取解放的蓬勃精神，積極樂觀的理想展望，強烈的個性色彩，這一切匯成了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格外富有朝氣的歌唱。
（1）個人際遇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原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出生于中亞西域的碎葉城（在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nèi)），約5歲時，其家遷居錦州昌?。ń袼拇ń停?。
其父李客（“客”是對外來者的泛稱，估計這不是其真名），不求祿仕而家境富裕（人們猜想他可能是一位巨商）。
李白的青少年時期是在蜀中度過的，他自幼讀書就廣為涉獵，所謂“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魏顥說他“眸子炯然，哆（chǐ，張開嘴）如餓虎┅┅少任俠，手刃數(shù)人”，崔宗之也以“袖有匕首劍”“雙眸光照人”詩句描寫其風度。他很早就向往游仙問道的生活，當時著名的道士在江陵遇到他，夸許他“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開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許圉師孫女為妻。三年后，即開元十八年（730），李白由南陽啟程入長安，這時他正好三十歲，但未能如愿以償，終于怏怏離去，漫游南北，放情山水，所到之處，形諸吟詠，詩名遠播，震動朝野，最后連天子也被驚動了。
天寶元年秋，唐玄宗下詔征李白入京，并待以隆重的禮遇。李白應詔入京時，頗為躊躇滿志，他的《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云：“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但這位傲岸的詩人很快遭到宮廷權(quán)貴們的嫉恨，天寶三年春，李白被放還鄉(xiāng)。
這一次他在朝中任職的時間只有一年多，但卻使詩人對社會的認識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隨著天寶間政治形勢每況愈下，李白對國事的傾危深感憂慮和不安。他四處流浪、漂泊，一路上寫下了許多優(yōu)秀的詩篇。
安史之亂爆發(fā)，李白避地東南，后隱居于廬山。當時玄宗之子永王琳以復興大業(yè)的名義恭請李白參與其戎幕，李白滿懷熱忱毅然從戎，李琳軍敗被殺，李白因此獲罪下獄，不久被長流夜郎（今貴州正安西北），至巫山時被赦放還。這時李白已年近六十，但仍壯心不已，上元二年，又一次踏上征途，準備參加李光弼的平叛軍隊，途中因病折回。寶應元年（762），李白病死于當涂族叔李陽冰家，結(jié)束了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一生。有《李太白集》。
天寶元年，第二次入京的李白已過不惑之年，遇見了八十高齡的太子賓客賀知章。據(jù)孟棨（qi）的《本事詩》中記載，賀知章一見李白即奇其姿，當李白出示作品《蜀道難》后，“（賀知章）讀未竟，稱嘆者數(shù)次，號為‘謫仙’?！睂@個美譽，李白也頗為自豪，他在《對酒憶賀監(jiān)二首》中寫道：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李白生平浪跡天涯，而大起大落的身世遭遇又使他廣泛接觸了生活的各個層面。他的鮮明的個性就是在充分吸吮時代氣息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
李白年輕時就慷慨自負，不拘常調(diào)，“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他具有很強烈的任俠作風：尚武輕儒，不拘小節(jié)，輕財好施，豪蕩使氣。年輕時“東游維楊，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喜歡豪飲縱博，又精于騎射。他不屑于走一般士子由科舉入仕的常規(guī)道路，而希望一舉成就大業(yè)。他又不無虔誠地求仙學道，采藥煉丹，他出門的行裝是“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甚至他還正式履行了成為道教徒的儀式。他對排難解紛的策士頗為傾心，有縱橫家的氣派，崔宗之說他“清論既抵掌，玄談又絕倒。分明楚漢事，歷歷王霸道”（《贈李十二白》）。
總之，“志尚道術(shù)，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wù)自負”，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脫又是積極入世的。而上述各方面，又正是盛唐時代社會習尚和文化精神的顯著特征所在。因此。李白也就很自然地成為當代人們所心儀的人倫風范。例如為了一瞻李白的豐采，任華、魏萬不遠千里追蹤相從；“四明狂客”賀知章一見李白，驚呼為“謫仙人”，解下隨身所佩的金龜相贈；門人武七則甘愿赴湯蹈火，越過安祿山叛軍的占領(lǐng)區(qū)至東魯接回詩人的子女，等等。李白的詩歌。正是通過他的個性投影，折射出時代的風容神采，從而成為盛唐的最強音。
（2）李白的詩——盛唐理想的最強音
李白詩歌是盛唐氣象的典型代表。詩人終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謳歌理想的人生，無論何時何地，總以滿腔熱情去擁抱整個世界，追求充分地行事、立功和享受，對一切美的事物都有敏銳的感受，把握現(xiàn)實而又不滿足于現(xiàn)實，投入生活的急流而又超越苦難的憂患，在高揚亢奮的精神狀態(tài)中去實現(xiàn)自身的價值。如果說，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詩風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時代的前沿。
明代的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以“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兩句話概括李白詩歌的總貌，這一特點體現(xiàn)在李白詩歌的藝術(shù)形象、抒情方式和詩歌語言等各個方面，從而形成他與眾不同的鮮明的藝術(shù)個性。
李白對形象的捕捉能力是很強的，但是當詩人的澎湃激情無法為尋常的形象所容納時，詩人就展開天馬行空式的想像和幻想，以氣騁詞，來實現(xiàn)藝術(shù)的變形。例如，詩人往往改變現(xiàn)實生活中事物的大小、多少、輕重的比例關(guān)系，通過形體規(guī)模的變形來取得強烈的藝術(shù)效果。如“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化重為輕；又如“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州”——化輕為重。在這種對比關(guān)系中，詩人寫出了他的憤激和自信。李白詩中可以根據(jù)情感的需求，改變時間的速度，打破空間的拘限，展示他奔放的激情和開闊的襟懷。
李白在更多的詩里，喜歡用游仙、夢境或幻境來補充或組織畫面，在虛擬的描寫中更加恣肆汪洋地抒發(fā)自己的理想和感情。如《夢游天姥吟留別》，詩人是借幻想的境界來表現(xiàn)自己對權(quán)貴的決絕態(tài)度的。把豐富的現(xiàn)實生活感受寄托在幻境之中，在恍惚迷離的幻覺中表現(xiàn)出清醒的抗爭意識和熱情，這是對屈原詩歌精神的繼承和發(fā)展。
李白的“以氣為主”，還表現(xiàn)為其壯浪縱恣的抒情形式。在詩體的選擇上，他較少運用多有限制的律詩，而偏愛便于縱橫馳騁、隨意抒寫的以樂府體為主的古詩，尤其是七言歌行。而且，這一類詩體在李白那里，比前人更為放縱自由。如《蜀道難》大量運用長短不齊的雜言，在句式的屈伸變化中把詩人的激情一步步推向高潮。李白詩歌的跳躍性也是極強的，往往在開闔動蕩中袒露變幻無常的感情活動。貫穿在這些飛躍之中的，不是生活的邏輯，而是情感的蹤跡。
李白詩歌的語言風格，用他自己的詩句來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出雕飾”。他寫有大量的樂府詩，最擅長七言歌行，等等，這一切說明李白的詩歌語言接近于歌謠的特點，實際上也就是使詩歌語言更多地從新鮮活潑的生活語言中得到充實和豐富，并加以提煉、升華。他有許多詩篇的用語就是直接從樂府民歌中點化而來，保持了率真自然、明朗流轉(zhuǎn)的風格，深得民歌韻味。他也廣泛地接受前代文人詩歌的精華，形成通俗而又精煉，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麗的風格特色。
總之，李白是時代的驕子，盛世的歌手。他的詩歌以蓬勃的浪漫氣質(zhì)表現(xiàn)出無限生機，成為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從而出色地完成了初唐以來詩歌革新的歷史使命。
2．詩圣杜子美
杜甫與李白一向被視為唐詩世界中兩座并峙的高峰，同時，他們也構(gòu)成了唐詩的分野。
盡管李、杜的年齡只相差十一歲，他們也都經(jīng)歷過唐王朝的全盛時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亂，但他們的創(chuàng)作，卻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的詩歌，形成于大唐最為輝煌的年代，以抒發(fā)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讀自由人生的渴望與追求，成為其顯著特征。而杜甫詩歌的主導風格，卻是在安史之亂的前夕開始形成的，而滋長于其后數(shù)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號的苦難之中。因此，剛剛過去的年代中的充滿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詩歌情調(diào)，到杜甫這里便戛然而止。在飄零的路途上，杜甫背負著對于國家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凝視著流血流淚的大地，忠實地描繪出時代的面貌和自己內(nèi)心的悲哀。這種深入社會、關(guān)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視寫實的創(chuàng)作傾向，和由此帶來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方面的一系列變化，不僅標志了唐詩內(nèi)容與風格的重大轉(zhuǎn)折，也對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詩歌的發(fā)展，造成了深刻的影響。
（1）個人際遇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鞏縣（今屬河南）。他出身于一個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預以下，幾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仕不同的官職，所以杜甫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yè)（世襲的職業(yè)）”（《進雕賦表》）。其母系是唐代士族中門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親杜閑只做到奉天縣令，這個家庭已經(jīng)呈現(xiàn)衰落之象了。追求仕途事業(yè)和不朽的詩名，共同構(gòu)成了杜甫的人生軌道。
杜甫早慧，據(jù)稱七歲便能寫詩。二十歲以后十余年中，杜甫過著漫游的生活，一是為了增長閱歷，二是為了結(jié)交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后的仕途作準備。二十四歲時，杜甫參加科舉考試未能及第，又浪游齊、趙，度過一段狂放的生活。三十三歲時，杜甫與李白在洛陽相識，又在梁、宋一帶為豪俠之游。李白當時是名震天下的詩人，他的特殊風采和出眾才華，深深吸引了杜甫。
在杜甫年輕時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著兩種不同的因素。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統(tǒng)文化的熏陶，把貴德行、重名節(jié)、循禮法視為基本的人生準則；而同時，他也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有著頗為張狂、富于浪漫氣質(zhì)的一面。他的《壯游》詩回憶往事，自稱“性豪業(yè)嗜酒，嫉惡懷剛腸”“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在文學上，連屈原、賈誼、曹植那樣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見他的多么驕傲。在與李白、高適等人交游時，他們縱酒放歌、慷慨懷古、馳逐射獵，也很有幾分任俠之氣。
后來經(jīng)過重重苦難的磨礪，杜甫個性中狂放的一面收斂了許多，傳統(tǒng)的儒家人生觀對于他的個性和行為習慣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舊唐書》本傳中說他“傲誕”“無拘檢”，這方面一個突出的表現(xiàn)是。杜甫始終對屈辱的生活處境十分敏感，滯留長安及漂泊西南時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籬下，仰仗權(quán)勢者的救助，一個身負“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卻成為一個失業(yè)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他在詩中寫道：“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樣的詩句同李白的“安能摧梅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表白，看起了絕不相同，實質(zhì)上卻有相通之處。杜甫詩中那種對于國家和社會的關(guān)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沒有在覺得碌碌而生、于世無益的情況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對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執(zhí)著，也是杜甫個性的一大特點。后代有人說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詩中也自稱“乾坤一腐儒”（《江漢》），都是就這一種執(zhí)著態(tài)度而言。所謂“致君堯舜”，所謂“憂民愛物”，這些儒家的政治觀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種空談、一種標榜，杜甫卻是真心地相信和實行它。而且，儒家本有“窮則獨善其身，達的兼濟天下”的進退之路，杜甫卻不愿意如此，他是不管窮達，都要以天下為念。甚至，越是到了社會崩潰昏亂，他愈是要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盡管“萬國盡窮途”，但靠了一點一滴的人力，終究能夠改變現(xiàn)實。他的這種執(zhí)著態(tài)度，在當年實際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處，對于詩人來說卻是重要的，因為惟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終包出正視現(xiàn)實的熱情和勇氣。
（2）杜甫的詩——亂離時世的悲歌
杜甫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只是他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樣奔瀉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節(jié)制。這一性格特點，直接影響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就是：杜甫更喜歡、更擅長在嚴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選擇、反復錘煉的語言來抒發(fā)情感。
杜甫早期詩歌充滿自信、帶有英雄主義的傾向。隨著杜甫漸漸深入到苦難的現(xiàn)實，他的詩也變得沉重起來，但早期那種氣勢壯闊的特點，仍然保持著。
《兵車行》的創(chuàng)作標志著杜甫詩歌的轉(zhuǎn)變。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由此形成并基本貫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詩歌創(chuàng)作的主要特征有四點：
嚴肅的寫實精神；在忠誠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對統(tǒng)治集團中的腐朽現(xiàn)象給予嚴厲的批評；對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深沉憂念。
“憂國”與“憂民”并不是很容易統(tǒng)一起來的事情。杜甫“憂國”，卻不能因此而泯滅良知，回避眼見的事實（如張巡、許遠在安史之亂中為堅守睢陽，以人為食，死者數(shù)萬，封建史家和正統(tǒng)文人對他們吃人這一點仍給予贊揚，這和杜甫的態(tài)度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憂民”，卻又不能因此背棄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銳的矛盾中尋找折衷的途徑。而這種折衷又是很勉強的，這使詩中表現(xiàn)出的情緒顯得非常痛苦。在以后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他獲得“詩圣”這樣一個濃厚道德意味的尊稱，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杜甫不只是一個時代的觀察者、記錄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時代的苦難糾結(jié)在一起的。正是因為個人的命運同時代的苦難糾結(jié)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會責任感的杜甫，常常從自身的遭遇聯(lián)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會問題。如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他由自家的茅屋被風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凍，發(fā)出“安得廣廈萬千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祈愿。這種寬廣的胸懷，是值得后人欽佩的。
杜甫的詩歌自古以來就有“詩史”的美譽，他的作品很少有孤立的摹寫景物或抒寫內(nèi)心情感而不牽涉當時時局與社會的，這就使得他的作品成了一幅天然的歷史圖卷。
“詩史”的價值，不僅表現(xiàn)在時代上的意義，也表現(xiàn)在他所描寫的地域的廣闊。杜甫一生足跡遍歷大半個中國，凡是他經(jīng)過的地方，在他的詩作中都有生動詳實的描寫，因此有“杜陵詩卷是圖經(jīng)”之譽。
對于杜甫這樣一個作品豐富的詩人，要想用一個簡單的詞語來概括他全部作品的風格，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過通常人們談到杜甫的作品風格時，常愛用“沉郁頓挫”來形容。宋代嚴羽在他的《滄浪詩話》中講出過“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這樣的泛評。
“沉郁”和“頓挫”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說來，“沉郁”指的是作品中意境的深遠和情調(diào)的渾厚；“頓挫”本是一種舞蹈動作，用在詩歌上卻是形容一種有節(jié)奏的感情震蕩。沉郁與作品的主題內(nèi)容有關(guān)，而頓挫是與作品的謀篇、結(jié)構(gòu)、潛詞造句的技巧有關(guān)。清人吳瞻泰在他的《杜詩提要》中講到：“沉郁者，意也；頓挫者，法也?！?br> 沉郁頓挫表現(xiàn)在杜甫的作品中，首先是那些悲劇題材的詩歌。題材的悲劇色彩能夠加深作品的思想和意境的深度，杜甫一些最著名、最感人的作品，都屬于這類具有悲劇色彩的作品。沉郁并不等同于傷感或憂郁；而是這些作品中流露出的傷時憂國的情思和深沉的感慨。它們最能表現(xiàn)出沉郁頓挫的風格。
沉郁頓挫是對杜詩風格的總體概括，如果就每一首詩歌而論，則它們各自有著不同的面貌和特征，但都融合在沉郁頓挫的主基調(diào)當中，從而構(gòu)成杜詩豐富的整體內(nèi)涵。它所具有的魅力，的確可以稱得上是冠絕古人。
3．東坡居士蘇軾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今屬四川）人。
如果說，在北宋的文學變革中歐陽修是一個中樞似的人物，那么蘇軾則代表著這場文學變革的最高成就。
在北宋這個具體的文化環(huán)境中，蘇軾是一個富于浪漫氣質(zhì)和自由個性的人物。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所表現(xiàn)出的灑脫不羈與無可奈何，隨緣自適與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識分子在封建專制愈益強化時代的內(nèi)心苦悶。
如果沒有蘇軾，宋代文學將會平淡得多。
（1）個人際遇
蘇軾出身于一個比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親蘇詢，由發(fā)奮讀書而入仕，他受父親影響，走上了同樣的道路，年輕時“學通經(jīng)史，屬文日數(shù)千言”（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二十一歲時，受到歐陽修的賞識，考取進士，四年后開始了他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蘇軾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與社會危機開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聲日益高漲的時代，他也迅速卷入了這一浪潮。蘇軾與歐陽修一樣，對政治改革采取比較溫和的態(tài)度，希望改革在不引起劇烈變動的條件下施行，并主要通過社會各階層的自覺努力調(diào)整與道德完善來改變社會的衰敗。因此，他與歐陽修等一大批文人一起站在了反對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立場上，而卷入上層政治沖突。在王安石執(zhí)政期間，蘇軾主動要求外放，先通判杭州，后又做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元豐二年，正在湖州任職的蘇軾突然被逮捕下獄，罪名是在詩文中攻擊朝廷的新法，這就是有名的“烏臺詩案”。后來蘇軾經(jīng)營救出獄，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精神上卻因這一場卑鄙的文字獄受到沉重打擊。在黃州期間，他自號東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在老莊及佛禪中尋求解脫。
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新法被逐一廢除，蘇軾也因此被召入京任職。但蘇軾原本對新法的某些部分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張“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而他的為人，正如他自己所說“受性剛褊，黑白分明，難以處眾”，因而又與當權(quán)者發(fā)生分歧，并愈演愈烈，發(fā)展成政治、學術(shù)乃至意氣、黨派的尖銳的矛盾。他處于被人“忿疾”“猜疑”的處境，遭到包括“舊黨”在內(nèi)的人士與洛中理學家的攻擊，只好自求調(diào)離京城，出知杭州。此后，他在不斷受到攻擊與誣陷的情況下，輾轉(zhuǎn)于潁州、揚州、定州的地方官任所。
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親政，為了表明自己的主見與權(quán)威，又把時局倒轉(zhuǎn)過來，宣布繼承神宗的一套，起用自稱維護新法的官僚，打擊“舊黨”。于是蘇軾又被列入懲處之列，一貶再貶，最后貶到嶺南、海南島。直到宋徽宗即位，大赦舊黨，他才北歸，次年到達常州。由于長期流放的折磨，加上長途跋涉的艱辛，他于此一病不起。有詩文集《東坡七集》，詞集《東坡樂府》。
蘇軾在北宋中期多年的政治斗爭和權(quán)力傾軋中，一直扮演著一種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說他“一肚皮不合時宜”，無論舊黨還是新黨上臺，他都不討好。但正是在這里，副出他的為人品格的一個基本方面。他的一生中，對國家的政治事務(wù)，不管其見解是否正確，總是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不肯做圓滑的官僚，不盲從，不徇私，始終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作為一個富于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堅定執(zhí)著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經(jīng)歷多年宦海風波和人生挫辱的蘇軾，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爭中不可避免的陰暗、卑瑣和險惡，感受到人生的無奈。他因此從老莊哲學、佛禪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脫，他把老莊哲學從無限的時間與空間的立場看待人生的苦難與歡樂及世間是是非非的觀照方法，與禪宗的“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順乎自然的生活態(tài)度結(jié)合起來，求得心靈的平靜。
當種種不幸來臨的時候，他都以一種曠達的宏觀心理來對待，把這一切視為世間萬物流轉(zhuǎn)變化中的短暫現(xiàn)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尋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東西。譬如他被貶到當時是偏遠惡劣的嶺南時，他吟道“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支》），正是這種人生態(tài)度的表現(xiàn)。
毫無疑問，蘇軾上述心理中實際蘊藏著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著自我麻醉、苦中作樂的成分，這種心理使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削弱了激情的強度，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不僅是時代文化的產(chǎn)物，而且畢竟表現(xiàn)出在更為高遠的立場上觀照社會與人生、處理個人不幸遭遇的宏達情懷。
（2）蘇軾的詩——空妙飛動有平淡
蘇軾作品豐富，無事不可入詩，內(nèi)容之豐、題材之廣、意境之新、氣象之雄，為宋代首屈一指。
在蘇軾詩歌中，最大量也最為人們喜愛的是那些通過描繪日常生活經(jīng)歷和自然景物來抒發(fā)人生情懷的作品。這些作品中有相當一部分以莊禪超時空的觀照框架理解俗世人生，帶有很強的哲理性，因而把古詩中常見的一些題材提升到很高的層次上，詩的內(nèi)涵顯得深厚，同時也表現(xiàn)出曠逸豁達的人生態(tài)度。最有名的就是《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詩中的哲理，既可以理解為世事因人成相，而人人各據(jù)一端，所見不同，欲見真相，需要脫出自身的處境，從高遠處觀照；也可以理解為人生陷落在世俗的事物之中，乍驚乍喜，忽憂忽樂，為生老病死、榮辱貴賤所困，如果上升到無限的時空觀反觀這一切，不過都是瞬間的變化。
宋詩好說理是普遍的現(xiàn)象，但蘇軾的說理較少給人以干硬枯燥的感覺，這主要是因為蘇軾常常從一個具體環(huán)境、具體經(jīng)歷、具體事物中觸發(fā)思考，善于把哲理與抒情寫景融為一體，善于通過親切妥帖、富于才思的比喻表現(xiàn)哲理，使人讀起來饒有興味。能夠這樣寫哲理詩的中國古代詩人是不多的。
但并不是說蘇軾能夠完全忘卻人生的痛苦，如“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衰鬢久已白，旅懷空自清”之類，時時流露出心底的惆悵。實際上，正如前面所說過的，由于蘇軾的自由個性和天才氣質(zhì)，他對人生的無奈、世事的可悲，有著比他人更敏銳更強烈的感受，只是由于蘇軾最善于把老莊佛禪的思想與現(xiàn)實生活環(huán)境結(jié)合起來，來排遣、消解他的痛苦而已。如《縱筆三首》之一：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此詩最能反映他以豁達曠放對待悲苦愁悶的復雜心態(tài)。只有把兩者結(jié)合起來，才能看到一個完整的蘇軾。
蘇軾多才多藝，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等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對藝術(shù)有自己完整的看法。他認為詩與畫都應該以“天工與清新”為重，不應當拘泥于具體形狀的肖似，而要“取其意氣所到”；他強調(diào)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實踐中靈感的作用，要求“神與萬物交”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藝術(shù)體驗，當靈感到來時，“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他注重新穎微妙的趣味，《書吳道子畫后》“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評語，也正是他自己對詩歌境界的追求。
前人評價蘇軾的詩歌，常發(fā)出“靈妙”“空妙”之類的感嘆。“妙”是蘇軾詩歌的趣味，它表現(xiàn)為種種新穎獨特的感受、巧妙妥帖的比喻、出入意料的聯(lián)想等等。最熟悉的就是《飲湖上初晴后雨》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表現(xiàn)對西湖美景的感受。
蘇軾對詩歌的語言，理論上最推崇自然平淡。他對陶淵明抱有一種近似崇拜的心理，這多少包涵著追求平衡淡遠的精神狀態(tài)的意味。但蘇軾的性格畢竟是相當活躍的，所以他不可能停留在這一種平淡的境界上，他有很多詩，還是寫得神采飛揚，色澤鮮麗。如《有美堂暴雨》：
游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云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瀲滟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酒面，倒傾鮫室瀉瓊魂。
寫得氣勢開張，聲色喧騰，有典故，有麗藻，絕不是一種樸素平淡的風格。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蘇軾彌補了宋詩過于平淡枯瘠的不足。
（3）蘇軾的詞——豪放高曠也柔婉
蘇軾在中國詞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從晚唐五代到北宋中葉，在文人的觀念中，詞始終被視為純娛樂性的“末道小技”，讓歌妓唱來助酒興的風流小調(diào)，寫來寫去轉(zhuǎn)不出兒女情長、離合悲愁的圈子，其語言風格，也因此難脫柔媚纖巧的藩籬。直到蘇軾以雄大的才力、開闊的胸襟進入詞的創(chuàng)作領(lǐng)域，才大大開拓了詞的題材、意境、風格與表現(xiàn)手法。
最能反映蘇軾在詞的題材方面的開拓的有二類。一類是寫自己的抱負與理想，表現(xiàn)出一種慷慨豪邁的精神，如《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fā)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jié)云中，何日譴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全篇洋溢著報國殺敵的豪情，所選用的詞調(diào)恰當?shù)嘏浜狭诉@種情緒。
另一類是寫自己面對自然、感懷今昔之際帶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受，表現(xiàn)出一種高逸曠達的精神。如蘇軾最有名的兩首詞作：《水調(diào)歌頭·丙晨中秋》（“明月幾時有”）和《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前首作于蘇軾因反對變法而出知密州時，后一首寫于他經(jīng)歷“烏臺詩案”后，被貶黃州團練副使時，都是蘇軾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甚至經(jīng)歷了生命危險、遭受極大不幸的時期。但這兩首詞的感情基調(diào)，既不是悲憤激昂，也不是沮喪灰暗，而是從宏大的時空意識中尋求超越。
蘇軾詞的風格是多樣化的。他的詞同他的詩文一樣，往往以意為主，任情流瀉，所以其風格也隨著內(nèi)容特點、情感基調(diào)的變化而變化。如《江城子》的熱情濃烈、意氣奮昂，《念奴嬌》的開闊動蕩、雄壯勃發(fā)，其風格可以用“豪放”和“高曠”來形容，而蘇軾寫戀情、寫傷感的詞，則又委婉而細密。如悼亡之作《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xiāng)，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這首詞的情感內(nèi)涵要比一般寫男女之情的詞來得厚重。而另一首《卜算子》：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州冷。
寫得幽深清絕，每個意象都凸現(xiàn)幽寒的氣氛，全詞籠罩了一層濃厚的孤獨和感傷。
蘇軾詞努力擺脫了“淺斟低唱”的藩籬，使詞從樂曲的附庸中獨立出來，成為一種廣闊的抒情手段，一種表現(xiàn)力更為豐富的韻文體裁。這便是蘇軾對宋詞的最大貢獻。
在蘇軾的直接影響下，他同時代的北宋詞人如黃庭堅、賀鑄，都能擺脫唐五代直到柳永詞占主導地位的綺麗輕倩風格，使詞的意境和情調(diào)都大為豐富。南宋以后的詞人如張元幹、張孝祥、辛棄疾等大批詞人，都在蘇軾開拓的道路上，各以自己的才華充分發(fā)揮了詞的抒情潛力，形成了一代詞壇百花吐艷的繁榮景象。
因此蘇軾詞在宋詞發(fā)展中的作用，不僅是開了一派而已，而是將詞從狹小的范圍中解放出來，擴大了它所表達感情的天地，促成了詞內(nèi)容和風格的多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蘇軾是令宋詞成為一代代表性文體的關(guān)鍵性人物。
4．易安居士李清照
李清照（1084—約1151），號易安居士，濟南（今屬山東）人。有《漱玉詞》。
李清照的父親李格非是學者兼散文家，母親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學才能。李清照多才多藝，能詩詞，善書畫，很早就受人注意。李清照18歲時嫁給太學生趙明誠，趙愛好金石之學，也有很高的文化修養(yǎng)?；楹笏麄冞^著美滿而和諧的生活，夫婦在一切常常詩詞唱和，欣賞金石拓片，盡管其間由于政局變化使他們兩家長輩經(jīng)歷了一些變故，但他們自己的生活大體上是安寧的。
但作為一個才華出眾、情感豐富的女子，難免對人生抱有更多的理想主義態(tài)度，所以盡管生活是滿足的，李清照也常常會感到一種惆悵。這惆悵是來自社會對女子的壓抑，還是由于她對生活理想的更高追求不能實現(xiàn)，她也未必清楚，只是這種惆悵常常出現(xiàn)在她前期的詞中，與溫馨、喜悅相互交織。她的兩首《如夢令》似乎正好反映出這種復雜的情感：
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前一首表現(xiàn)了無憂無慮、開朗活潑的性格，后一首則流露了她對年華變遷的悵惘，似乎青春也在這暮春的風雨中被摧殘而消失。
時代的巨變打破了李清照閑適恬靜的生活。汴京失守，南宋建立之初，趙明誠任江寧知府，李清照也“載書十五車”于建炎二年（1128）南下江寧。第二年趙明誠去世，接著金兵深入南下，她又到處流亡，并曾被誣陷“頒金”（即通敵）；再后來，趙明誠生前多年收集的金石古玩大部丟失，她的境況也變得越來越艱難。
由于一連串的變故，李清照的性格由開朗變得憂郁。這種由時代及個人命運的變化所引起的性格變化，使她在南宋時所作的詞充滿了過去所沒有的愁苦悲涼的感情。往日的“見有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