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品位與職位
　　這一章既然位于全書開頭，理所當然應該交待全書的思路和主題了，“開宗明義”好像就是這么個意思吧。
　　首先打算跟大家交待的，是幾個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全部討論就是圍繞它們而展開的。然而概念和模式只不過是研究者預設的工具而已，它們順不順手、好不好用，只能就具體的問題和對象而言，或說只有和史實融合起來才有意義。所以在“開宗明義”的時候，還不能不對相關史實，也就是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發(fā)展的各個要點，加以交待。所交待的各個要點，既被用來證成分析工具的可行性，此外也打算再進一步，再就歷代官階制的宏觀變遷提出一些展望推論。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變遷的那些概述，其論據(jù)都來自此后各章各節(jié)的專門考察；最后則是對整個中華帝國官僚等級制的鳥瞰，它包含著一個五階段的分期模式。
　　讓我們說得再簡單一點兒，這第一章里包含著三方面內(nèi)容：第一、全書分析框架的闡釋說明；第二、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的變遷概述；第三、對整個中華帝國官階制度變遷史的分期嘗試。基于這種結構安排，讀者就可以把第一章看成是概論，其中包含著此后各章的濃縮，而把此后的各章視為分論。雖說這會造成本章與后章內(nèi)容的某些重復，但也能為閱讀提供不少方便：可以讓讀者早點兒了解全書概貌，以免被過早遭遇的瑣屑細節(jié)淹沒了一以貫之的觀點。相應地，習慣上被置于書末的結論部分，也等于是放在了本章，在全書的結尾是找不著的。作為分論的各章中有許多考證辨析，連作者自己都厭煩著它們的瑣碎枝末，大多數(shù)讀者恐怕也不會興味盎然。在新房子矗立之前少不了挖土奠基、砌墻安門、上梁鋪瓦一類活計，但它們不是所有嘉賓的參觀對象。要是真沒興趣的話，瀏覽第一章就足夠了，掩卷之余的寶貴時間盡可另作它用。
一、品位與職位
　　本書把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官僚等級制度，或說官階制，作為敘述和研討的對象。
　　說到這個時期的官僚等級，那么漢代以“若干石”構成的祿秩等級、魏晉以來的“九品”官品之類，馬上就會浮出讀者腦海吧。對祿秩和官品，各種政治制度史的專著一般都辟有專節(jié)介紹；同時還有那么多的論文，直接或部分地涉及了它們的細部考析。有關變遷好像不怎么復雜：漢代的祿秩等級已經(jīng)很嚴謹了，大略有十七八個層次；魏晉以來出現(xiàn)了九品官品，構成一個較大轉(zhuǎn)型；北魏孝文帝進而把九品官品析分出了正、從、上、下共30級；此后還有梁武帝別出心裁創(chuàng)十八班制，以及西魏、北周參照《周禮》改用九命、九秩等級的事件。隋唐以至后世，繼承的是孝文帝所創(chuàng)之法；但為了簡潔起見，也有略去上下階而僅存正從十八等的時候。諸如此類的級差調(diào)整、名目改換過程，看來都已一清如水、盡人皆知了，此外真的有什么剩義可發(fā)，足使一部新書成為必要，而不至陳陳相因、遭“著書而不立說”之譏嗎？
　　確實，官品官階什么的看上去有點雞零狗碎，研討的余地不怎么太大了。不過就像研究宇宙和研究粒子是等價的工作一樣，論題價值不一定就取決于題材的巨細，價值的大小也在于如何發(fā)掘處理。一滴水可以見太陽，事物的任一片斷都包含著整體的全息。對官階制同樣可能找到某種視角，得以用不盡相同的方式組織材料，從而為這個論題注入一些新意。
　　“分科分層”是官僚制度的最基本特征，它提供了一個分配權力、責任和資源的等級架構，同時也提供了官僚個人獲得報酬、地位和聲望的基本級差[1]。在有些場合，文官的待遇和職權級差的影響大致只限于政府組織之內(nèi)；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官階制的影響還可能變本加厲，進而還成了社會制度的骨架[2]。古今中外各色官階制的千差萬別，都能折射出其時政體的不同形態(tài)和傾向來。較傳統(tǒng)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官署和職掌之上，新近的創(chuàng)新尋求又提出了“運作機制”、“政治文化”等等論題；除此之外，我們以為官僚等級制的研究具有同等重大的意義，同樣是一塊值得繼續(xù)發(fā)掘的沃土。
　　漢代擔負監(jiān)察任務的刺史秩六百石，受其監(jiān)察的郡守國相則秩二千石。這種等級安排極具匠心，并被顧炎武稱之為“百代不易之良法”：“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權之重，此小大相制、內(nèi)外相維之意也。”[3]有些官位被置于崇高的品級，但實權卻給了另一些較低的官員，某些時候三公與尚書令就是這種情況。這個精心設計就顯示出了傳統(tǒng)政治的特色：既要優(yōu)禮籠絡年高德劭的大臣元老，又要保證政務的高效處理、維持皇帝對權勢的予取予奪。有時文臣、武將在官品上平起平坐，但實際位望高下懸殊，在歷史后期尤其如此。擔負實際事務的胥吏們不僅是行政地位較低而已，還在身份上被視為士大夫的“另類”，在等級制上以“流外”形式與士大夫劃開鴻溝。這些也都是傳統(tǒng)政治特質(zhì)的折光。官僚們依照等級被授予了種種權益，其中一部分相當薪俸，此外衣飾、房舍、輿馬、儀衛(wèi)、禮節(jié)、喪葬等方面的禮遇差別，法律、經(jīng)濟和文化的種種優(yōu)待，還進而表現(xiàn)為特權。
　　套用“干部決定一切”這句老話，不妨說在傳統(tǒng)中國是“官僚決定一切”。這是一個“管理者的政權”[4]。我們當然并不會貿(mào)然接受“治水社會”、“亞細亞的停滯”等說法，不過兩千年中專制集權體制和儒生官僚體制的存在及其連續(xù)性，確實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權重，它使經(jīng)濟進步所帶來的社會形態(tài)“變化率”，相對大為減小了。曾有人斷言傳統(tǒng)中國“國家權力只達到縣一級”，這未必是全部的真實[5]。在討論中國法律的階級性質(zhì)時，瞿同祖先生指出：“八議者，其他官吏及上述二種人的親屬，因其法律上特殊的地位，我們不妨稱之為法律上的特權階級。”[6]政府里的官位高低同時也是社會上的貴賤尊卑，官僚明確無誤地構成了傳統(tǒng)中國的支配階級；進而今人的官僚等級制的研究，也就顯示了更大一些的意義。
　　仍來看瞿先生發(fā)人深思的論斷：“貴族官吏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及種種特權已如上述，最令人驚異而感興趣的是以官抵罪的方式。官職以今日的概念言之，原是行政上的一種職位，在古代則視為個人的一種身份，一種個人的權利……若從去職的官吏仍能享受這種特權的一點事實來看，我們更可以看出官職是一種身份，是一種權利，罷官所喪失的只是某種官位的行使職權，身份權利則屬于個人而永不喪失，除非有重大的過失而革職。我們或可說在通常情況之下所喪失的是職而不是官，所以致仕官的生活方式同于現(xiàn)任官，法律上的種種特權亦同于現(xiàn)任官。”[7]這段敘述，提示了一種“官”、“職”有別的觀察方法，“個人的一種身份”、“行政上的一種職位”被區(qū)別開來了。這很有啟發(fā)意義。
　　于是，我們離本書“官階”論題所采取的視角，就一步一步地接近了。由上述“官”、“職”兩分或“身份”與“職位”兩分的思路，我們將進而揭著“品位分等”與“職位分等”概念，它們是從現(xiàn)代行政理論的“品位分類”( personnel rank classification system )和“職位分類”( posi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引申而來的。
　　現(xiàn)代文官等級制有所謂“職位分類”概念。它首先涉及工作種類、工作簡繁、責任輕重、所需資格及報酬等分類標準[8]。并且，“許多國家雖然也有職系和職等、職級的劃分，但是只限于工資類別和等級的劃分，同職位分類不一樣。職位分類與工資等級的不同在于，職位分類的內(nèi)容不限于工資待遇，更重要的是要規(guī)定每個職位的工作標準、工作責任、所需資格、考核標準、獎懲措施等。”[9]為此，就要對每一職位進行科學的評估和歸類，這是個相當復雜的工程[10]。不過若將“職位分類”只看成“明確的指揮體系”(chain of command)和“工作內(nèi)容的明確規(guī)定”[11]，便容易忽略另一重要特征。“職位分類”之不同于一般“工資類別和等級的劃分”，還不僅僅在于在它具體規(guī)定了各個職位的權責、資格、等級與報酬，建立了職門(service)、職系(series)、職級(class)、職等(grade)的體系；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在和所謂“品位分類”[12]的比較中顯露出來的。
　　“品位分類以‘人’為中心，依地位高低來分類和定待遇，職位分類以‘事’為中心，依工作職責和貢獻大小分類和定待遇”[13]的說法簡單了一點，另一些闡述更為清晰詳明：
　　西方國家文官系統(tǒng)的結構類型分為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兩種。
　　在品位分類結構中，文官既有官階，又有職位。官階標志品位等級，代表地位之高低，資格之深淺，報酬之多寡；職位標志權力等級，代表職責之輕重，任務之簡繁。官與職是分開的，既可以有官無職、有職無官，更可以官大職小、職大官小。總之，品位分類是以人為中心的，著眼點在人而不在事。
　　在職位分類結構中，文官本身的等級和行政部門中職位的等級合二為一，官和職融為一體，不存在品位分類結構中那種獨立于職位的官階。……總之，職位分類是以事為中心，等級隨職而定而非隨人走。[14]
　　品位分類制最主要之特點──是對“人”的分類，而非對“事”的分類。對“人”的分類，系指對人員的品級官階加以區(qū)分，而不涉及各等級人員所擔任之“事”，即工作職務的分類。
　　品位分類制重視人員的品級、官等、年資與資格，而不是工作職責的性質(zhì)與程度。人事行政學者多強調(diào)品位分類不是工作職務與責任的分類，而是人員的資歷與品級的分等。[15]
　　那么“職位分類”的重要特點之一，就在于“級不隨人走”，就在于“官和職融為一體，不存在品位分類結構中那種獨立于職位的官階”。在這里，職等、職級的等級都是從屬于職位的，它們不是文官個人的等級，所以若無職位，便無等級可言[16]。比如說：“美國文官的等級具有職位屬性，而沒有人身屬性。這就是說文官的工資級別一向是跟職務而定的，文官本人沒有級別。工資隨職務而定有按勞付酬的好處。”[17]
　　至如“品位分類”的特點，可以隨手拈來軍銜制作為例子。軍銜與軍職分離為二：上將、中校、少尉之類軍銜是從屬個人的品位，師長、團長、連長等軍職才是系以權責的職位。中國在1956年7月向國家工作人員頒布了30級“職務等級工資制”。在這個制度下，同樣是局長或縣長，其“行政級別”及工資待遇卻可能大不一樣，同工不同酬的現(xiàn)象由此而生；若逢工作調(diào)動，這位前任局長或縣長的“行政級別”將跟著他到達另一職位。這種“行政級別”，也是一種相當?shù)湫偷?#8220;品位分類”。在上述情況中，職位確定權責和任務，官階則確定官員自身的地位和報酬。由于二者是不一樣的，所以常能看到官大職小、職大官小的事情，甚至有官無職的現(xiàn)象。
　　品位分類是以“人”為中心的，結構富于彈性，官階的存在給了文官較大的穩(wěn)定安全之感，職務變動也不致喪失位階、待遇下降，而且它比較簡單易行。職位分類則以“事”為中心，因而避免了同品文官職位不同、因而同工不同酬的現(xiàn)象，它強調(diào)專才專用，重視科學管理與效率，保證公開性與民主性。所以學者的如下說法就不足為怪了：從歷史看，“在開始實行常任文官制度時，一般都采取品位分類結構”[18]。較早出現(xiàn)的官員等級制多呈品位分類，這是因為傳統(tǒng)社會更重身份，而身份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地位。“品位等級代表人事制度中升遷與待遇之地位，位高者權重，優(yōu)遇榮寵，自屬榮耀之事，故古代文官莫不以獲高官厚爵為榮，品位秩等適足以滿足此等希名求位心理而鼓舞其上進?，F(xiàn)代文官固然不以熱中名位為根本要圖，但公務人員在品位觀念影響下，仍以享有品級地位為榮，是不容否認的，在這方面，品位制確比職位分類制更具激勵作用。”[19]
　　西方的文官制度改革始于英國，這時的文官制度就屬于“品位分類”[20]，人們或以“紳治型”、“貴族型”概括之，說它“出身與考選均有不同，次一等級的人員，很難晉升高的等級，身份難以流通升晉，男女待遇亦不平等，有似封建時代的貴族制”[21]。英國文官制形成較早，殘留著濃厚“紳治”、“貴族”色彩并不在意料之外。臺灣公務員分為特任、簡任、薦任、委任幾大類，每類又分若干階，這也是“品位分類”的例子。臺灣學者把它稱為“名器尺度”[22]，這種論調(diào)，傳統(tǒng)氣味撲面而來。此外日本曾把官吏分為敕任、奏任、簡任三大類，亦屬同類。不過在60年代末英國文官制已向“職位分類”靠攏，臺灣、日本在數(shù)十年前也都發(fā)生了類似的轉(zhuǎn)型。中國的公務員制度向“職位分類”的過渡，不過剛剛開啟而已。美國則早在20世紀初就率先推廣了“職位分類”，其文官體制被認為是這種分類的典型[23]，而且和美國政治文化的科學、民主精神息息相關[24]。有一種文官制度的分類，把德國、法國的稱為“官僚型”，把英國的稱為“貴族型”，而把美國的稱為“民主型”[25]。當然，“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二者其實也是利弊相兼的。最新的動向顯示，以效率為目的并強調(diào)按勞取酬的“職位分類”，實踐中也存在著改良余地[26]。
　　“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概念已經(jīng)簡介如上了，繼踵而來的問題便是：對中華帝國的官僚等級制研究，這些概念到底能提供什么啟發(fā)呢？中國古代文官制度相當精致發(fā)達，其等級制度是相當完備的。雖如前述，傳統(tǒng)的官員等級制大多采取“品位分類”形式，不過若從品級從屬于職位、還是另有“從屬于個人的品級”這個區(qū)別著眼，那么即使在本書所論的漢唐官階制范圍，還是能看到復雜得多的情況。進而再把“職位分類”重效率、以“事”為中心，“品位分類”重“身份”、以“人”為中心一點納入考慮，我相信就能夠提供一個新鮮視角。本章下一節(jié)就將提供一些情況，顯示秦漢以“若干石”祿秩來標志的官僚等級，具有從屬于職位的意味；同時唐宋“散階”則構成了另一類型，它作為官僚們的“本品”，無疑就是跟人走的“品位”。那么“品位-職位”框架，看來就是個很便利的工具，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漢代祿秩和唐代散階之間的差異，從而為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官階研究注入新意，收“以論帶史”之功。
　　不過若把“職位分類”一語直接用于古代，在初步嘗試之余，猶疑依然揮之不去。在最初的思考中，我曾把漢代祿秩稱為“以職位分類為主”的制度，把唐宋階官稱為“以品位分類為主”的制度。也就是說，還不打算把祿秩、階官分別與“職位分類”、“品位分類”等同起來，而只是以何種特色“為主”[27]。還曾考慮可以更謹慎一點兒，采用楊樹藩先生的成說，把唐宋散階稱為“階職分立制”(詳后)，另創(chuàng)“秩職合一制”指稱漢代祿秩。最終我還是感到，“職位分類”概念是很富現(xiàn)代性的，它伴隨著職門、職系、職級、職等的精密規(guī)劃，伴隨著對權責資格的復雜考察，兩千年前的等級制在這一點上很難與現(xiàn)代比擬。盡管漢代祿秩可能顯示了從屬于職位的色彩，而后代有些時候職事官品與官僚“本階”被區(qū)別開來，但傳統(tǒng)政治秩序中依祿秩或官品而授予的身份特權，依然使各種等級都染上了“品位”色彩。
　　事實上，“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這種現(xiàn)代概念，在制訂時并未考慮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現(xiàn)實，二者間存在著一大片尚未清晰定義的灰色區(qū)域，給自由引申留下了不小余地。一方面，若是斷言傳統(tǒng)官階制，包括漢代的祿秩等級，全都屬于“品位分類”，人們完全可以振振有詞地給出許多“說法”；而另一方面，“是否存在著跟人走的等級”這個視角，確實有助于區(qū)分歷代官階制間不容忽略的差異，棄之可惜而不宜割愛。根據(jù)對史實的了解，我們有信心令“品位-職位”框架顯示出銳利的分析價值，不過在這會兒做一些必要修訂，使之盡量切合于研究對象的性狀，當是明智之舉。
　　在設計分析框架時我們遵循如下原則：盡量充分考慮各期各類官階制的不同特征，并盡可能地以最便于把它們區(qū)分開來的方式定義概念。由此，本書最終的概念策略是：改用“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二詞，對“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二詞取而代之。“分類”的字樣改換為“分等”，便可以淡化與現(xiàn)代制度的可能聯(lián)想，并“稀釋”其職門、職系、職組等橫向的“分類”意義，同時在縱向的“分等”上凸顯一個關節(jié)之點：這等級是從屬于職位的，還是另有獨立于職位而跟個人走的位階；進而再把重效率、以“事”為中心，還是重身份、以“人”為中心的問題，納入考慮。
　　一番修訂之后，這個由“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而衍生出來的“品位-職位”視角，或許就具有了更大可行性。在此之后，若有人堅決主張各種傳統(tǒng)官僚等級制都屬“品位分類”，傳統(tǒng)中國并不存在“職位分類”的話，這和我們的視角已不存在沖突牴牾。我們已預先避開了他指責的鋒芒，讓他撲了一個空兒：本書所用術語已經(jīng)是“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而不再是“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了。從這兩種“分等”出發(fā)，考察所涉各種不同官僚等級的特征，及其來源、變遷和意義，由此就成了研究官階制時可選擇的思路之一。
　　進一步說，這個“品位-職位”視角的價值，還可以通過與另一組概念的結合，而變得更為精致豐滿?？疾鞎r我們的關注并不限于官品官階本身，也關注著由官品、官階的變遷而投射出的傳統(tǒng)官僚的性格變遷，由文官等級制問題進及于帝國官僚政治問題。這就將涉及專制強度與官僚特權之間的制約與均衡，官僚對專制者的從屬程度，其與各個社會階層的關系，其自主性的限度、其貴族化傾向，以及官僚自身構成一個階級的可能性，等等。在此不必過多征引以免枝蔓橫生，以色列學者艾森斯塔得提供的一個分析框架，我們覺得已足夠清晰明快了。在艾森斯塔得看來，帝國官僚可能呈現(xiàn)的政治取向大略有四：
　　1．同時為統(tǒng)治者和主要階層維持服務的取向；
　　2．演變?yōu)閮H僅是統(tǒng)治者的被動工具，幾乎沒有內(nèi)在的自主性，或幾乎不為民眾的不同階層提供服務；
　　3．取代了其為不同階層和政權服務的目標，代之以自我擴張目標，或為一己和(或)他們與之密切認同的群體的利益而僭奪權力的目標；
　　4．以自我擴張和謀取政治權力的目標取代了其服務于主要階層的目標，但同時又保持了為政權和統(tǒng)治者服務的目標。[28]
　　現(xiàn)實中的官僚取向被認為是以上四者之一或其重疊；中華帝國的官僚被認為屬于第一類“同時為統(tǒng)治者和主要階層維持服務的取向”，他們極大地順從于統(tǒng)治者，同時因科舉制度，他們也構成了士人群體或紳士階層的一部分；不過在各王朝的衰落時期，則官僚們往往顯現(xiàn)出第三項“自利取向”。
　　為了便利起見，不妨以簡化方式著重觀察其第二和第三項，即“服務取向”(service orientation)和“自利取向”(self orientation)，這是兩種極端的情況。在第二項“服務取向”的情況下，官僚完全順從于君主，只有很小的自主性。統(tǒng)治者堅持認為他們只是統(tǒng)治者或“國家”的“個人仆從”，對官僚強大的、經(jīng)常是殘酷無情的支配，使之成為動員資源、統(tǒng)一國家和壓制反抗的卓有效能的工具。特別是在新王朝的初期，統(tǒng)治者有能力不循規(guī)蹈矩而把官僚任意調(diào)任，破壞確定的晉升模式，并施之以嚴刑峻法。在這類情況中，中上層官僚總是從下等階層或弱小的中等階層中錄用的，錄用程序使官僚與其由之而來的階層疏離、與傳統(tǒng)社會的身份疏離，并建立了一個以權力為基礎，以官僚為唯一頂端的身份等級制。
　　而在第三項“自利取向”情況下，官僚則極力強調(diào)其自主性和自我利益，甚至要求擺脫政治監(jiān)督，淡化職業(yè)責任。這時官僚將變成一個效率低下、謀求私利的群體，主要通過在官僚內(nèi)部引薦親私的方式進行銓選，將其職位僅僅視為薪俸之源、視為私有甚至世襲財產(chǎn)。由此便有超出行政需要的官額膨脹，部門增殖而效率下降，越來越多的繁文縟節(jié)和形式主義。這時官僚已演化為獨立的半貴族階層或“紳士”階層，甚至變成了既存貴族階層的一部分。
　　我們打算，把“品位-職位”框架與上述的官僚取向分析結合起來，做出如下設定：重身份、以“人”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與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貴族化”傾向具有更大親和性；重效率、以“事”為中心的“職位分等”，則與官僚的“服務取向”呈內(nèi)在契合關系。相應的理由過于簡單，我想就不必贅述了。本來，從不同文官分等制度的以“人”為中心還是以“事”為中心的區(qū)別，轉(zhuǎn)入到傳統(tǒng)官僚政治的特性問題，其間還有一步之遙；但是現(xiàn)在我們又引入了“自利取向-服務取向”概念，就填上了預設概念中的空檔或缺環(huán)。由此，“品位-職位”視角就變得更充實、更切題了。
　　說到這兒，對所謂“貴族化”一詞還得略作說明。這里的“貴族化”是在很寬泛的意義上被使用的，用來指稱這樣一個進程：在其兩端，分別以純工具性的行政官僚和世襲的或封建的貴族作為起點和終點；由前者到后者的蛻變演化，則包括特權的累積、身份的凝固、作為階層的自主性和封閉性的不斷增強等等。早在1821年，黑格爾就曾論及官僚獲得貴族式獨立地位的可能性[29]。政治學家拉斯基也早已說過：“在極端的情況下，官僚還會變成世襲階級( a hereditary caste )，為他們的個人私利而操縱政權。”18世紀的法國官僚就曾經(jīng)變成了貴族[30]。王亞南先生在論述傳統(tǒng)官僚政治之時，也曾提出過“官僚貴族化與門閥”這樣的論題[31]。當然也存在相反的進程，例如貴族性官員的“官僚化”變遷。
　　本書用以考察漢唐官僚等級制的分析框架，就是這么構筑起來的。隨后就將展開這樣的嘗試：對中華帝國的各色文官等級，觀察它們是偏重從屬于官員個人的，還是偏重從屬于職位的；并由“品位分等”較重身份、“職位分等”較重效率一點，進而探討歷代官僚政治的傾向與性格，亦即“自利取向”和“服務取向”之間的關系。換句話說，若考察發(fā)現(xiàn)某朝官階更富“品位分等”色彩，我們推論這與其時官僚的更大“自利取向”和“貴族化”傾向相關；若發(fā)現(xiàn)某朝官僚等級較具“職位分等”意味，我們推論這與其時官僚的較強“服務取向”相關；其間因果，則涉及皇權的專制強度和官僚的自主程度。
　　當然，概念只是經(jīng)過抽象的“理想類型”而已，現(xiàn)實的官僚取向必定存在著大量重疊或居間的情況，甚至同一時代的不同官僚層次也可能呈現(xiàn)出不同取向，并進而導致不同性質(zhì)的等級制的同時并存。比方說吧，在官、吏兩分的時候，就可能為士大夫官僚提供了跟人走的品位性質(zhì)的等級，而對“吏”的高下安排，則使之近于“職位分等”。分析框架的簡明性，不應該掩蓋了現(xiàn)實的復雜性，也并不等于研究結果。
　　史學家們對所謂“理論”有兩種態(tài)度：一是將之看成歷史規(guī)律的歸納升華，二是將之看成研究者預設的分析工具。這兩種態(tài)度各有偏重，我之所取則為后者。作為預設的分析工具，它必須切合于特定對象才有意義[32]。在科學演算之中，“公式”好比炊具，“得數(shù)”就是垂涎以待的佳肴；但人文研究有時候就得換個比方了：有時“公式”、“得數(shù)”不過餐前小菜、餐后水果而已，不吃也罷，“演算過程”本身倒成了饜人口腹的正餐。生活之樹長綠，理論總是灰色的，只有在具體敘述之中，干巴巴的概念才會真正鮮活起來。那么隨后的任務，就是把分析框架和歷史事實編織在一起，并盡力使之融洽無間。假如到目前為止，對本書的“品位-職位”視角仍有不解，或作者還沒說明白的話，那么不妨借用一句古語：“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在隨后的四節(jié)中，隨著事實的提供、敘述的展開和分析的推進，就不難逐漸體會出來。
二、祿秩與散階
　　秦漢以“若干石”的俸祿額度來標志官僚等級，是所謂“祿秩”；用作官僚等級的“品”，則始于魏晉以來的九品官品。從詞源角度看，“品位”之“品”可以追溯到九品官品。然而，稱“品”不等于就存在著“品位”。在本書脈絡中，“品位分等”意義上的“品位”是一種“跟人走”的地位；可官品只是級差而已，千官百職羅列其中，僅憑其本身還不能認定這品級到底是“跟人走”的，還是跟職位走的。對形形色色的傳統(tǒng)官僚等級的性質(zhì)，還要作具體辨析。從法律特權角度，瞿同祖先生論述了古代“官”、“職”有別，也就是“個人身份”和“行政職位”存在區(qū)別，這就使問題進了一步。其實在官階方面，中華帝國確實曾發(fā)展出一種“階”、“職”有別的等級體制。
　　《新元史》卷一八五《王磐傳》翰林學士王磐有言：
　　歷代制度，有官品(按此官品實指散階)，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隨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在傳統(tǒng)官僚等級架構中，存在著職事官、散官、勛官、爵號等等不同序列，它們各有其用，相輔相成。“勛以敘功”，這主要是指軍功；“爵以定崇卑”，古老的“爵”號為官僚身份涂抹上了貴族色彩；職事是帝國軍政的最基本單位，王朝對“有才有能”者，應該“隨其所堪，處以職位”；對才能欠優(yōu)卻“有功有勞”者，則升遷其散官而已，即王磐所謂“官品”。如此，才能和功勞各得其宜，這正是“品位”系統(tǒng)富于靈活性的地方。
　　“階”、“職”分離之制，以唐制最為典型。在唐代的官僚等級制下，“散官”與“職事官”判然兩分。在職事官之外，存在著文散階和武散階序列，它們分別由文武散官構成，被稱為“散位”、“本品”或“本階”。文散官一共有29階。開府儀同三司居從一品，特進居正二品；自從二品到從五品下的11號都以“大夫”為名，分別是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議大夫、朝請大夫、朝散大夫；自正六品上到從九品下，分別是朝議郎、承議郎、奉議郎、通直郎、朝請郎、宣德郎、朝散郎、宣義郎、給事郎、征事郎、承奉郎、承務郎、儒林郎、登仕郎、文林郎、將仕郎。武散官也是29階[33]。自從一品到正三品分別是驃騎大將軍、輔國大將軍、鎮(zhèn)軍大將軍、冠軍大將軍；自從三品到從五品下分別為云麾將軍、忠武將軍、壯武將軍、宣威將軍、明威將軍、定遠將軍、寧遠將軍、游騎將軍、游擊將軍；正六品上到從九品下，上階為校尉、下階為副尉，分別是昭武校尉、昭武副尉、振威校尉、振武副尉、致果校尉、致果副尉、翊麾校尉、翊麾副尉、宣節(jié)校尉、宣節(jié)副尉、御侮校尉、御侮副尉、仁勇校尉、仁勇副尉、陪戎校尉、陪戎副尉[34]。白居易《輕肥》有句：“朱紱皆大夫，紫綬或?qū)④姟?#8221;依照唐制，四品、五品官服緋衣，二品、三品官佩紫綬[35]，“大夫”與“將軍”都是就散階而言的。
　　《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一》對唐代的職位與品級有這樣的概括：
　　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jiān)、曰衛(wèi)、曰府，各統(tǒng)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辯貴賤、敘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勛、有階，以時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其為法則精而密，其施于事則簡而易行。
文中的“品”指的是九品三十階，它只構成了一個級差，職、爵、勛、階羅列其中。“階”就是散官，它與“品”分列，是從屬于個人的位階，也稱“本品”?！杜f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
　　凡九品已上職事，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錄用，或從閑入劇，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后勞考進敘。《武德令》，職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敦懹^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仍各帶散位。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永徽已來，欠一階者或為兼，或帶散官，或為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者亦為兼，頗相錯亂。咸亨二年，始一切為守。
就是說百官群僚都擁有著一個“散位”，以此“本品”來標志其個人身份。學者概括說：“唐代以散官定官員班位，而以職事官定其職守。……散官與職事官的品級不一定一致。有低級散官而任較高級職事官者稱‘守某官’，有高級散官而任較低級職事官者稱‘行某官’，待遇則按其散官的品級。散官按資歷升遷，而職事官則由君主量才使用。所以常有任重要職事官而其本官階──散官仍較低的情況。”[36]
　　換句話說，唐代所謂“本品”與職事官是兩分另立的。職事官“隨才錄用”，遷徙不定；“本品”則依“勞考”而穩(wěn)步上升。作為“本品”的散官與職事官都用九品三十階來確定高下，二者的品級經(jīng)常不相一致，為此還發(fā)展出了“行”、“守”等術語以規(guī)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員首先獲得的是本品；在任滿解職的時候，這本品依然維系著官員個人的身份地位；在授予職事官時，本品的高低是必須考慮的因素。由這種“本品”制度，一種“跟人走”而與職位分離的等級序列，就清晰無誤地擺在我們面前了。如果與若干年前我國實行的“行政級別”相比，“本品”的差異，不過是其各個等級都系以官稱而已──但也正是為此，它每每令外行不知底蘊。然而這些官稱，諸如某某大夫、某郎、某將軍、某校尉之類，其實只是級差的“符號”。要是拿“本品”與軍銜制相比，二者就異曲同工了：軍銜的各階都系以名號，諸如大將、上校、中尉、下士之類。就“本品”而言，九品三十階所標志的是官員個人地位高下；就職事官而論，九品三十階所區(qū)分的是職位高下。因此僅僅用九品三十階的級差本身，還不能論定“品位分等”的存在；更能體現(xiàn)“品位分等”精神的，乃是散階與職事官相分離的“本品”制度。
　　對于這種“本品”制度，楊樹藩先生以“階職分立制”概括之：
　　“階”為官階，或稱“散階”，亦稱“散官”。“職”為職事，亦即官府內(nèi)有定額編制之職事官也。階稱代表一切文官之共同身份標準，職稱代表各官府個別職務性質(zhì)及權力范圍。運用之法，是依出身及考績定“階”，以才華及能力補職。有職者必有階，階從職司中考核升進，職從進階而調(diào)遷。雖并任而分立。故稱“階職分立制”也。[37]
王壽南先生還將之與臺灣文官制的“簡、薦、委”制度加以比較：
　　“職事官”有職、有位、有權、有責，乃是真正的“文官”，不過，每一“職事官”必帶“散官”，“職事官”乃是現(xiàn)職，通稱“官”，“散官”則為銓敘之階級，亦稱“階”。如以現(xiàn)行文官制度類比，則“職事官”近于現(xiàn)行之官職(如某部某司司長，某處某科科員等)，而“散官”近于現(xiàn)行之官階(如委任若干級，薦任若干級，簡任若干級，特任等)。“職事官”可隨時調(diào)動，而“散官”則須按部就班升級。《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一》：“……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后勞考進敘。”[38]
從這也能看出，職事官相當于職位，散階則是“品位”性質(zhì)的東西。王德權先生已經(jīng)采用“品位分類”和“職位分類”概念，揭著“我國傳統(tǒng)官職顯然是以品位分類為主”，相應證據(jù)便是唐代的散階[39]。
　　自唐代以降，九品三十階、職事官、階官、勛官、封爵共同構成了一個復合體系，顯示著帝國的官僚等級制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階段。古人身臨其境，對各個序列的不同功能也經(jīng)常發(fā)表議論，諸如“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40]之類。又《新唐書》卷一五七《陸贄傳》：
　　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里，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勛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勛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勛、散、爵號，止于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
然而陸贄把“散官”指為“虛名”的議論，不可全據(jù)，學者已指出他的說法頂多只適合中唐以后的情況；在這之前“散階”并不是“虛名”，而是實實在在的“品位”。唐代入仕者最初獲得的都是散階，稱為“敘階”，考課所升遷的“階”也是“本品”。而通過考課來晉升個人的品級，乃是“品位”制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