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揚簋》“司居”——兼跋《靜方鼎》 

揚簋

揚簋銘文（集成4294）

揚簋，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西周懿王時期的青銅器。其銘文云：“王若曰：‘揚，作司空，官司□田甸眔司居[1]眔司芻眔司寇眔司工史’。”郭沫若先生《周官質(zhì)疑》認(rèn)為其“官司”云云，是“司空之職之稍詳者”[2]。按司空之職，《周禮·冬官》鄭玄注已有備論：“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四械，監(jiān)百工者。”然《冬官》既闕，《揚簋》“司居”其職掌，遂不可遽得。筆者不揣淺陋，試作贅語如次：

按《禮記·王制》，也有對司空職能的表述，如“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執(zhí)度度地。”《書序》“咎單作《明居》”，《史記·殷本紀(jì)》集解引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咎單明居民之法，這是商代初年的事情。而司空一職，則可上溯至唐堯之世。賈公彥等《周禮正義序》引《堯典》鄭玄注：“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圣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按大禹更制九州，其中就有“徙居”。如《史記·夏本紀(jì)》：“（禹）與益稷予眾庶稻鮮食”，“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diào)有余補不足，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為治”。其事與《大戴禮記·千乘》“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zhǔn)揆山林，規(guī)表衍沃，畜水行衰濯浸，以節(jié)四時之事，治地遠近，以任民力，以節(jié)民食”，是完全一致的。

按文獻所見，“居”或為動詞，或為名詞。前者有“以為都城”之意，如《汲冢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3]、《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公劉避桀居豳”、“（太王）杖馬箠居岐”、《大雅·皇矣》“（文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水經(jīng)注·洧水》引《竹書紀(jì)年》“乃居鄭父之邱”、《世本》“桓公居棫林”[4]、《史記·封禪書》“（秦襄公）居西垂”、“（秦文公）卜居之而吉”[5]等等，其例比比皆是。

作名詞者，則有“都邑”之意，如《書·盤庚上》“民不適有居”、《書·盤庚下》“奠厥攸居”、《大雅·公劉》“豳居允荒”、《史記·周本紀(jì)》“其有夏之居”、《史記·封禪書》“三代之居”、《大雅·崧高》“我圖爾居”等。又如師虎簋、蔡簋、曶鼎、農(nóng)卣的“某居”，楊樹達先生亦認(rèn)為“猶言某都也”[6]?！夺屆吩疲?#8220;都者，國君所居”，故杜預(yù)以“立天子之居”來解釋《左傳·定公元年》的“將以城成周”。

另外，“居”或指行在。《谷梁傳·僖公廿四年》范甯集解：“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如《史記·周本紀(jì)》武王“營周居于雒邑而后去”、《誨鼎》“在皕居”、《長囟盉》“穆王在下漍（漷）居”、《師虎簋》“王在杜居”、《蔡簋》“王在雍居”等，即是。由此也可引申為官署，如《后漢書·卷四》孝和皇帝永元十四年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李賢注引闞骃《十三州志》曰：“將兵長史居，在日南郡”，即是。

經(jīng)籍于周人營建都邑之前后過程，頗有記載。如《大雅·公劉》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洞笱?#183;綿》稱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契我龜”、“廼疆廼理，廼宣廼畝”、“廼立臯門”、“廼立應(yīng)門”、“廼立冢社”、“行道兌矣”。又《書序》稱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唐蘭先生據(jù)《師虎簋》、《蔡簋》，認(rèn)為行宮內(nèi)有廟和太室[7]。按《周禮·地官·匠人》，均能互相印證。結(jié)合上引《周禮》鄭玄注，可以斷定“司居”職掌營建都邑行宮之事，這應(yīng)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西周昭王時期的金文，有“藝王居”和“藝居”之語。“藝”，楊樹達先生釋為“治”[8]。唐蘭先生初釋為“謀略”[9]，后來也改釋為“治”[10]。關(guān)于“王居”，唐蘭先生認(rèn)為是“昭王、穆王時期經(jīng)常遠游，不在宮里，臨時構(gòu)筑的住處”[11]，也就是《左傳·莊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玤”之類。唐先生的這個觀點，我們還可以從小臣夌鼎[12]所記周王田獵于□麓而令小臣夌省□居，得到證實。另外，《初學(xué)記·卷二十四·宮》還有“鄭宮、春宮”，其注云：“見《紀(jì)年》，穆王所居室”?！赌绿熳觽?#183;卷四》郭璞注引《紀(jì)年》：“穆王元年筑祗宮于南鄭”?！赌绿熳觽?#183;卷五》：“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這些“王居”，當(dāng)屬營建于楚、鄭、春、范、玤諸地的周王離宮別館。

觀三代史跡，其都多遷。周人亦然，故《大雅·公劉》竟有“于豳斯館”一語。按《說文》云：“館，客舍也”，視周王季、文王、武王遷程、畢、豐、鎬之舉，“于豳斯館”亦言符其實。以此來衡量周穆王在京兆之鄭的“王居”，則臣瓚所謂“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也是有其可能的。西周金文中有“鄭井叔”[13]、“鄭登叔”[14]、“鄭楙叔”[15]、“鄭饔原父”[16]、“鄭虢仲”[17]諸多稱謂。馬承源等先生即據(jù)《古本竹書紀(jì)年》，推測他們是西周居鄭的王臣[18]。

而“藝居”，則見于《中甗》和《靜方鼎》。由于《中甗》銘文后段的文義，不是十分明確，故目前只能將其等同于《中方鼎》的“藝王居”?！鹅o方鼎》銘文記載了某年十月，周王令師中眔靜省南國、藝居。次年八月，告成。八月既望，周王在太室令靜治理曾、噩二埠，并賜用事諸物[19]。目前所見到的相關(guān)研究文章，均將此“藝居”視作“藝王居”。但筆者以為此論值得商榷，因為第一，目前尚無營建離宮別館而“告成”的金文先例；第二，在太室令靜治理曾、鄂兩地，并賜用事諸物，此非管理離宮別館所能膺受。按靜其人，亦見于靜卣、靜簋及小臣靜卣等銘文。靜簋銘文稱周王令靜督課學(xué)宮射事，《儀禮·大射》“射人”鄭玄注“掌以射法治射儀”，與其職掌近同。結(jié)合《靜卣》周王賜弓與《小臣靜卣》得與于祭，以及《禮記·射義》的相關(guān)記載，可知靜乃明于禮樂的王士。按《射義》曰：“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周天子令靜治理曾、鄂二埠，以《靜簋》與射諸人例之，亦二埠邦君也。因此，筆者以為，《靜方鼎》的“藝居”更接近于《大雅·崧高》的“我圖爾居”。案曾、噩，地屬南國，以《大雅·崧高》來衡量，則《靜方鼎》的“師中”省南國藝居，猶如“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而“告成”云云，則與“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相類似?！蹲髠?#183;定公四年》子魚言及分封康叔之事，稱“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杜預(yù)注：“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司徒”。楊樹達先生曾懷疑《□司土疑簋》中的□司土疑即傳文之陶叔[20]。若其說不誤，則《靜方鼎》的“師中眔靜省南國、藝居”，與《□司土疑簋》“延令康侯鄙于衛(wèi)，□司土疑眔鄙”相類似。如果上述分析能夠成立，那么《靜方鼎》的“藝居”，則指營建邦君城邑。

關(guān)于靜方鼎的年代，學(xué)者都傾向于昭王之世。按《牆盤》稱昭王“惟奐南行”，這恐怕不是《天問》“昭后成游”以及在南國修建幾處離宮別館所能概括得了的。而靜方鼎銘文，則為我們認(rèn)識周人轄治荊楚之地，提供了較為直觀和具體的文字資料。

乙酉立夏初稿于華亭

乙酉季夏望前一日修改

丁亥中夏小暑次日改定

云間后學(xué)  楊 坤  謹(jǐn)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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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揚簋》“居”字，從宀、立。按《說文》云：“宀，交覆深屋”，此部之字如“宅”、“寓”等或可從“廣”。《說文》云：“廣，因廣為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讀若儼然之儼”，是知“宀”、“廣”其形、音、義并通。然則，西周所見從廣、立之字，與《揚簋》此字其實為一?！墩f文》未見此篆，但據(jù)《汗簡》、《古文四聲韻》所引《說文》“居”字，并從“立”，與此篆形相近。按《說文》云：“屋，居也”，則“宀”、“廣”、“屋”、“居”可以輾轉(zhuǎn)互訓(xùn)。宋代金石類書籍如《嘯堂集古錄》等，即釋從廣、立之字為“居”，其說較近世之釋為“廙”、“位”，于形、義略勝。且昭、穆世金文“在某居”，與《谷梁傳·僖公廿四年》范甯集解“（天子）所在稱居”相吻合，故據(jù)以為說。

[2]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第157頁引，中華書局，1986年。

[3]《史記·周本紀(jì)》正義引。

[4]《通鑒外紀(jì)》作“都咸林”。

[5]《索隱》引皇甫謐云：“文公徙都汧”。

[6]《積微居金文說》第49頁，中華書局，1997年。

[7]《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第140頁，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8]《積微居金文說》第111頁。

[9]《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第174頁。

[10]《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第290頁。

[11]《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第170頁。

[12]《嘯堂集古錄》第十頁，中華書局，1985年。

[13]《三代吉金文存》卷10第33頁，卷5第21、22頁，中華書局，1983年。

[14]《三代吉金文存》卷10第32頁。

[15]《三代吉金文存》卷12第15頁。

[16]《三代吉金文存》卷3第28頁。

[17]《三代吉金文存》卷8第18頁。

[18]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3卷第325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

[19]《文物》1998年第5期。

[20]《積微居金文說》第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