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上革新與變法無數(shù)，主要可以分為如下幾種類型：一是奴隸社會內(nèi)部富國強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變法、李悝變法等。三是少數(shù)民族為漢化而進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機改革、清初皇太極改革等。四是封建統(tǒng)治者為挽救統(tǒng)治危機而調(diào)整統(tǒng)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五是開國的相對賢明君主對統(tǒng)治政策的調(diào)整和改正：漢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對統(tǒng)治政策的調(diào)整。

        二、改革或變法成敗的規(guī)律

        一場改革的成敗，通常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

      （一）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fā)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順應歷史發(fā)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當政治、經(jīng)濟制度不能保證國家實施有效管理，從而違背生產(chǎn)力發(fā)展要求的時候，就要改變這種制度，也就是對上層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環(huán)節(jié)進行必要的調(diào)整，更新和改造，并相應的對生產(chǎn)關系中的某些環(huán)節(jié)做局部的調(diào)整，更新和改造就成為必然的趨勢。因而，改革與變法實際上是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否則，改革雖能藉強力強制頒行，但最終行而不遠。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順應了當時那種民族大融合的歷史發(fā)展趨勢，公元485年頒布均田令，實行漢化政策。改革促進了北方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加速了北方少數(shù)民族封建化進程，促進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說是歷史上比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歷史上的王莽改制卻是和歷史發(fā)展趨勢背道而馳。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屬，不許買賣”的策略對當時土地兼并劇烈、人民淪為奴婢、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弊開了一劑對癥藥方，而結局適得其反，即是因為當時的歷史事實已雄辯地證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進封建經(jīng)濟走向初步繁榮、推動當時的生產(chǎn)力向前發(fā)展的，“王田制”則是一種歷史的反動，必然為歷史的進步所唾棄。

       （二）  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力量對比

       有些改革雖然也符合歷史發(fā)展趨勢，但由于頑固派勢力過于強大而導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變法即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農(nóng)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王安石變法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卻被廢除，因為新法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而最終失敗。為了維護整個地主階級長遠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觸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們必然站出來反對改革。當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針砭天下弊政時,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來反對。唐介說,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為相, 恐多變更”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也反對起用王安石。王安石執(zhí)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頒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對。幾乎每頒行一項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政治上, 他們指責變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說當時發(fā)生的天災也是實行新法所招致。在學術思想上, 指責王安石“背儒崇法”。總之, 保守勢力對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處處攻擊非難, 致使決心勵精圖治的宋神宗也動搖了, 變法派內(nèi)部也分裂了。

       (三)有無觸動當時的政治基礎

        封建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地主階級，北魏孝文帝在不觸動各族地主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雖遭遇頑固勢力阻撓卻最終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改革等均因觸動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敗。

      （四）改革在王朝所處的時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經(jīng)歷過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洗禮，而農(nóng)民戰(zhàn)爭又基本動搖或摧毀了舊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較小。例如漢高祖劉邦，通過實行休養(yǎng)生息政策發(fā)展了經(jīng)濟，通過和親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關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統(tǒng)治者大多親歷戰(zhàn)亂，深諳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滅亡的經(jīng)驗教訓，調(diào)整統(tǒng)治政策以穩(wěn)定社會、發(fā)展經(jīng)濟、鞏固統(tǒng)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訓，調(diào)整統(tǒng)治政策，善于納諫，知人善任，加強同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權都比較強大，成為改革的堅強后盾。漢武帝劉徹加強皇權，解決王國問題，興修水利、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派張騫出使西域，發(fā)展同西域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則頻頻“流產(chǎn)”，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對“舊制”進行局部修補。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王朝中后期，頑固勢力日積月累、十分強大，改革的阻力極大，難以深入。例如慶歷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時弊，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通過恩蔭做官；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嚴肅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觸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阻撓，改革措施僅一年左右即被廢止。還有就是清朝的戊戌變法，守舊派勢力強大，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維新派手中，而緊握在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幾位掌實權的顯赫人物恭親王、慶親王，剛毅幾乎無例外地守舊。維新派只少數(shù)幾個人，而且在朝中沒有實權，最終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發(fā)動戊戌政變，廢除了新法，戊戌變法失敗。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著眼于緩和矛盾，穩(wěn)定政局，只能是對“舊制”的局部修補，改革的幅度較小，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由來已久的統(tǒng)治危機。例如自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張居正從整頓吏治開始，逐步推行以振興明王朝統(tǒng)治為目標的全面改革措施。張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徹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紀的地主階級經(jīng)過漫長的歲月，已經(jīng)邁過它的黃金時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歷程，使得統(tǒng)治階級的眼光愈來愈趨向保守，即便像張居正這樣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這個階級局限，提不出遠大的政治理想 張居正以近民便俗為改革的依據(jù)，是超群出眾的見解。但他在接受國事委托時又表示:“今國家要務，惟在遵守祖宗舊制。”高度贊揚“政必法祖”的精神，給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變法，“法祖”是反對改革的旗號，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譽青史，但這旗號到張居正手里卻變成新政的法寶。雖然張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nèi)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說他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時者救得了一時，救不了一世。那發(fā)生在衰老機體上驀然一現(xiàn)的迥光，并不能招還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滅了。

        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權相對衰落，中央集權式微，起不到強有力的保證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漢族封建文化。十八歲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廣泛起用漢族地主官員和儒士；發(fā)布《振舉臺綱制》，要求推舉賢能，選拔人才；罷徽政院及冗官冗職，精簡機構，節(jié)制財用，行助役法并減輕徭役；頒行《大元通制》，以加強法制，推行漢法；清除鐵木迭兒余黨，查處他們的貪贓枉法事件。在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擊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煥然一新。這些措施理所當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貴族的反對，但年輕的皇帝對此并沒有足夠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啟程返京，途中宿營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這時，蓄謀已久的鐵木迭兒余黨--御史大夫鐵失突然發(fā)動了政變，年輕的皇帝被鐵失一刀殺死，而他蒙漢共治的思想也慘烈的畫上了句號。

         (一)                 改革須先從權貴中推行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上層 ,要實行改革 ,必須首先統(tǒng)一上層的認識和立場 ,這就要造成強大的輿論。商鞅變法,與當時保守勢力的代表人物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 ,從而宣傳了自己的變法主張。太子犯法 ,商鞅說: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 ,秦人皆趨令?！壁w武靈王胡服騎射,其阻力也來自上層 ,所以趙武靈王讓王諜告公子成說:“行政先信于貴”,通過做工作,爭取到了他們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軍。中國自古是個人情味濃厚的國家,人們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闊斧地裁減地方上貪污而又無能的官員,就遭到了一些官員們的反對 ,連曾贊成改革的富弼都說:“你大筆一揮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 !”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樣 ?”意謂寧讓庸吏貪官一家哭,也不讓在他們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變法的失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權貴們的反對。綜觀中國歷史上的改革情況，一些人們反對改革的主要動因 ,一是囿于認識,二是羈于利益。囿于認識主要是指其認識落后于形勢的發(fā)展,因循守舊,對所謂“祖宗之法”缺乏辯證的分析，羈于利益主要是指其為保護其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而反對變法,其反對變法的理由可以講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為保護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動的 ,其由于認識短淺而羈于私利,由于羈于私利而認識短淺。變法必然伴隨著一些利益調(diào)整 ,權貴們?yōu)楸Ｗo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會竭力反對變法,他們有時也會講很多變法的好處 ,但一旦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其立場和態(tài)度就會發(fā)生截然相反的變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張,改革必須要有獨智之慮, 即要有獨到的見解和思慮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國強兵 ,奪占黃河和崤山之固 ,后東向以制諸侯 ,最后成帝王之業(yè)的宏偉規(guī)劃,取得孝公的支持后,開始變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書》、《上時政疏》,亦是其施行變法的綱領。清代康有為的“公車上書”等也是當時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傊?有無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敗的前提,這就必須進行深入調(diào)查,充分論證,精心思慮,反復推敲 ,努力使方案趨于完善,步驟合于形勢。

         （三）最高統(tǒng)治者必須具有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

         改革是一項極為復雜的工程 ,中間難免出現(xiàn)矛盾、曲折和反復。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改革的決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齊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國相大權。商鞅變法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殺 ,也是因為最高統(tǒng)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為他本人就是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他雄材大略,變法態(tài)度堅決,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頑固的保守勢力在他面前最終都敗下陣來。至于宋朝王安石變法之敗,清代康、梁維新之亡,都與最高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權威等有直接的關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變法圖強的決心后 ,才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對秦王“三問而不敢對”,就因為變法事關重大,而最高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又關系著變法成敗。

      （四）變法時機的選擇要適宜

       《呂氏春秋·察今》中說:“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移時移,變法易矣?！敝v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時機。歷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順應歷史潮流 ,把握時機 ,適時進行改革的。如商鞅選擇在“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決心繼承先人之志,變法圖強,下達求賢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于是決定在秦國實行變法。變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歷史上一些王朝的統(tǒng)治者由于缺乏應有的敏銳,盲目驕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時移”的新特點,丟掉了改革的機會,導致最后被動挨打。如近代以來,西方經(jīng)過工業(yè)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發(fā)展 ,在武器裝備上已將清帝國遠遠拋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們對此麻木不仁,視而不見,一味關著門稱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 ,大清帝國的君臣們嘗到了西方“船堅炮利”的厲害,受到了歷史的懲罰,這才手忙腳亂起來。這一歷史事實證實了古人“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不可以持國”訓言的正確。

        (五)軍事改革要系統(tǒng)運籌并周密施行

         軍事改革是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歷史上有一些比較單純的軍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毀車以為行,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等，但是大部分軍事改革都是被納入到整個國家改革之中的,是國家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等都是如此。從中國歷史上軍事改革的情況看,軍事改革必須系統(tǒng)運籌,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討論變法時,都講到“措置得兵”的問題,即是指此。王安石說:“西事稍彌,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敝,惟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余皆不足議也?！睆娬{(diào)了利用和平間隙進行軍事改革的重要意義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

         從中國歷史上改革的情況看,那些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都沒有一個好的結局。這是因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勢力的反對,而這些保守勢力往往都握有重權,他們會利用自己的權力對改革始則反對、繼則扼殺、不行則韜晦,進行打擊報復。所以歷史上很多人對改革望而生畏,隨波逐流者多,敢挽狂瀾者少;講大道理者多,真行實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終者少。但是歷史證明,中國不能沒有這些改革者。沒有了他們,中國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們往往是當時富國強兵的先行者 ,上層建筑的修補者,緩和階級矛盾的調(diào)停者 ,在一定意義上說 ,也是歷史前進的推動者。譚嗣同云:“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 ,今日中國未聞有變法而流血者 ,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請自嗣同始?！彼徊逗?,在監(jiān)獄墻上題詩曰:“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痹谂R刑時又慷慨陳詞 ,大意是為了救國,我愿灑了我的血, 以喚醒千百人站起來繼續(xù)進行維新事業(yè)。譚嗣同這種為了改革而義無反顧、勇于獻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應大力弘揚的。改革者沒有這種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廢。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還有一重要特點,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還有一極為重要原因 ,就是變法堅持時間之長短。變法沒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國是個人治的國家,即使變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們也可照樣將其廢除。習慣勢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變法實施時間一長,人們習慣,后人再改也就難了。商鞅變法,“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數(shù)”,“行之十年,秦民大悅”,新法實行時間長了, 人們習慣了,后人再想改就難了。但新法長期不改 ,也會變成“舊法”。只有不斷變革,社會才會進步。這就是《易傳》所謂的“生生不息”。我國的先人們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發(fā)展變化的,變易是永恒的,不變是相對的。治國、理軍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guī)律,適時進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規(guī),求穩(wěn)怕亂,反對變革。客觀規(guī)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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