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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用人不如曹孟德 漢末三國時代的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國古代政治家中確實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和為追求天下統(tǒng)一大業(yè)而鞠躬盡瘁的奮斗精神, 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風范,確實使人敬佩?？伤膊皇峭耆?也有他的短處。對于諸葛亮其人,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們都曾有過不少評述,可惜由于歷史的局限,或 者由于“為賢者諱”之類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對待和使用蜀國大將魏延問題上更是諱莫如深?！度龂萘x》中“魏延腦 后有反骨”這一說,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這就須從歷史本來面貌來辨其真?zhèn)巍＿@里我只就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劇發(fā)點議論。 在漢末軍閥割劇、群雄爭霸的夾縫中求生存和發(fā)展的劉備是很有抱負和膽識的,他深知人才之難得,懷著求賢若渴的心情禮賢下士,不惜“三顧茅廬”請諸葛亮 出來做自己的得力助手。當時劉備已是47歲的皇室將軍,而諸葛亮則是27歲的書生,而就是這位“鄉(xiāng)下知青”在見面時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對》的戰(zhàn)略決策。 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對》里分析和預測到魏、蜀、吳三分天下的歷史趨勢,并從政治、軍事、內(nèi)政、外交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說它是蜀漢開國的奠基石, 無愧于千古奇策的贊譽。這個戰(zhàn)略決策的執(zhí)行開創(chuàng)了劉備事業(yè)的新局面,問題是諸葛亮沒能根據(jù)后來的形勢變幻發(fā)展及時修正其中已經(jīng)過時的一些計劃和設想。 《隆中對》提出:據(jù)有荊、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指劉備 勇率益州之眾出秦川”,這就是說,在占有荊 州之后,應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鉗形之勢向曹操軍事集團進攻。看來,這個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無可厚非,問題是后來秦川與宛、洛在政 治、經(jīng)濟地位上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荊州的戰(zhàn)略地位越來越顯得重要了。如果只憑益州兵馬出秦川進擊曹魏,走當年劉邦“暗渡陳倉”的老路,是很難取勝的。再 則,在“赤壁之戰(zhàn)”12年后吳蜀聯(lián)盟已經(jīng)嚴重破裂,鎮(zhèn)守荊州的關(guān)羽剛愎自用,違背聯(lián)吳抗曹的外交國策;對荊州極為敏感和重視的孫吳聯(lián)合曹操以“討關(guān)羽自 效”,派呂蒙、陸遜抄關(guān)羽后路,“白衣渡江”襲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陽進駐宛城,并令徐晃率大軍增援被困襄陽的曹仁,同孫權(quán)南北呼應夾擊關(guān)羽,致使關(guān)羽 兵敗臨沮,身隕麥城。劉備為給關(guān)羽報仇,感情用事,軍事指揮不當,結(jié)果蜀軍又遭“火燒連營”之敗,損兵三分之一,元氣大傷,逐鹿中原的雄圖已經(jīng)難以實現(xiàn)。 探究起來,原因固然很多,主要還是當時政治、軍事、經(jīng)濟重心已不在關(guān)中,而在宛、洛、許昌地區(qū)。占據(jù)秦川關(guān)中固然重要,但荊州的戰(zhàn)略地位已比漢中、秦 川重要得多。荊州失,蜀軍必會被封閉在秦嶺、大巴山和巫山一線以內(nèi)的崇山峻嶺中,在戰(zhàn)略上處于極不利地位。然而,據(jù)守荊州的蜀漢大將關(guān)羽居功自傲,辱罵東 吳為加強吳蜀聯(lián)盟而“結(jié)親”的來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就批評關(guān)羽是破壞吳蜀聯(lián)盟,導致蜀之頹亡的始作俑者,這可能言之過重,但關(guān)羽 對損害吳蜀聯(lián)盟應負很大的責任。然而以劉備之雄、諸葛之智,對荊州戰(zhàn)略地位對蜀國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使關(guān)羽孤軍遠懸,未給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 劉封、孟達之軍向關(guān)羽靠攏,更沒有令其閬中(嘉陵江中游)的張飛、江州(重慶、涪陵一帶)的趙云兩支戰(zhàn)斗力較強的精兵去增援關(guān)羽,應當說是最重要的失誤。 難怪陳壽在評諸葛亮時說:“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公元223年,劉備病危,白帝托孤,諸葛亮受命于危難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穩(wěn)定了局勢,并在“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獎勵農(nóng)桑,與民生息”等正確政 策下逐漸恢復了元氣。其后兩年“六月渡瀘”、“七擒孟獲”,安定了后方;漸漸又開創(chuàng)了一個“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積蓄饒”、“吏不容奸,人懷自勵”的 有所作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諸葛亮率十萬大軍拉開了“六出祁山”北伐戰(zhàn)爭的序幕。這場戰(zhàn)爭前后經(jīng)歷了六、七年,最后以失敗而告終。諸葛亮一開始就失人失策。當時 蜀軍雖銳,但在兵力數(shù)量上處于劣勢,在戰(zhàn)略地位上為險峻的秦嶺山脈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這種情況下就要出奇兵制勝,速戰(zhàn)速決。在這一點上似乎料事如神的 諸葛亮謹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當時是不是沒有人提出過卓越而可行的戰(zhàn)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將魏延就曾對北伐的路線提 出過異議。他根據(jù)敵我地形、戰(zhàn)術(shù)原則等因素提出:“聞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 十日可到長安。懋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這應該說是個比較周全的戰(zhàn)略方案。如果采納這個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精兵奇襲,直搗長安,再在斜谷大軍配合下,勝利 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諸葛亮的主要對手司馬懿在事后也說:“諸葛亮平生謹慎仔細,不肯造次行事。他卻不知吾境內(nèi)陸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徑取長安,早得 多時矣!”可見魏延的主張是可取的?？上Э酌靼堰@斥責為“輕躁冒進”,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結(jié)果大好時機被喪失了。 諸葛亮對魏延似乎有點偏見,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個“萬全之計”,竟將“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馬謖任為先鋒主將,硬是強調(diào)什么“安從坦道,可 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無虞”,兜大圈子自漢中向西繞道陽平關(guān),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萬大軍在崇山峻嶺中緩慢笨拙地前進,使廣大將士的體力和糧秣無益地 消耗在長途跋涉之中。這樣的進軍使魏方得以喘息,從容地作好迎戰(zhàn)準備,深溝高壘,以逸待勞,致使蜀軍失去時機。馬謖終為張所敗,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 城計”之后只好南歸了。其實,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馬謖,諸葛亮要負主要責任。從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當時的戰(zhàn)略重地,街亭之戰(zhàn)也是關(guān)鍵性戰(zhàn)役。街亭失, “進無所據(jù)”,退無所守,只得被迫放棄已取得的隴西三郡,退守漢中,導致整個北伐的失敗。照理說諸葛亮應親臨前線督戰(zhàn),但他并沒有“親屆街亭”;他的指揮 部應設在街亭附近,但卻設在大老遠的祁山,在當時通訊落后的情況下,指揮不靈是必然的。《尉繚子》說:“立坐之陣,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孫子兵法》 云:“故知戰(zhàn)之地,知戰(zhàn)之日,則可以千里而應戰(zhàn)。不知戰(zhàn)地,不知戰(zhàn)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韜》云:“將,冬不服 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這說明,將帥要與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氣。毛澤東在讀《三國志》時批曰:“觀人觀大 節(jié),略小節(jié),略小故,亭初戰(zhàn),宜親屆街亭,致敗,后戰(zhàn)亮必在軍中。”這個看法是公正和深刻的。事后諸葛亮雖作了“自我批評”,請將自己貶為右將軍行丞相 事,嚴懲了馬謖,但只承認自己“用人不當,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總結(jié)自己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上的錯誤。就是對“用人不當”似乎也認識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 的建議。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來老一套的進軍路線,不敢取“循秦嶺而東“、大膽深入敵后的戰(zhàn)略。結(jié)果只能是在司馬懿堅守不戰(zhàn)的對策下使蜀軍呆望于堅城 之下。 看來,諸葛亮一生確實謹慎到了謹小慎微的地步。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上的謹小慎微必然導致用人標準上的“知偏頗”、“求全責備”。盡管他在用人上比較能不拘一格 “選賢任能”,如拔龐統(tǒng)、蔣琬于小縣,起楊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謹慎”的作風似乎就喜歡那些謹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對于那些有點個性和 雄才大略的人卻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點,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終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僅作為借用力量。這種存在戒心 的用人態(tài)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僅對魏延,對其他確有所長又有些缺點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處置極端、偏頗。如對待劉封的“剛猛難制”,諸葛 亮即勸劉備因其上庸之敗而趁機剪除。其實劉封倒是一員可信用的戰(zhàn)將,后來劉備為此也很后悔。對有點自高自大,自詡“宜為諸葛亮之貳”的廖立,他雖也曾贊譽 過他是可以與龐統(tǒng)相比的良才,可是長沙一失之后便不復重用。后來又因他發(fā)了點牢騷,如說孔明“不任賢達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蠻荒。對馬謖先是欣 賞他在“南戰(zhàn)”中提出的“攻心為上”的策略,認為他是有為的人才,而對劉備托孤時所說的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的意見似乎沒有認真考慮,對其失守街亭 亦處置過嚴。 東漢末年是爭城奪地,群雄競起的年代,諸葛亮在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還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時代的曹操、孫權(quán)、劉備就差了一籌。諸 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選拔和造就燦若群星的文武雄才來輔助和繼承他的事業(yè),固然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選拔人才上的求全責備、矩偏頗是一個重要原因,結(jié)果 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員中謹小慎微的“老實頭”居多,就是蔣琬、費等人也是循規(guī)有余而才氣不足,缺少進取精神。特別耐人尋味的是,劉備一生最突出地選拔了兩 個人,一是諸葛亮,一是魏延,而諸葛亮對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點壓制他。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魏延仍然忍辱負重在幾十年的南征北戰(zhàn)中出生入死,羌中 敗郭淮,入川奪取西蜀,南戰(zhàn)七擒孟獲,北伐任先鋒,天水收姜維、射曹操、斬王雙、死張,大戰(zhàn)司馬懿,驚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瀾,等等。治軍嚴明, “既善養(yǎng)士卒,勇猛過人”,幾乎無惡仗不與,且每戰(zhàn)必克。特別是他提出的奇襲長安的戰(zhàn)略建議實屬善遠之謀,可惜沒被諸葛亮采納。假如按魏延“循秦嶺而東” 的戰(zhàn)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難以估量的。難怪魏延常嘆息:“亮為怯,嘆己才用之不盡。” 曹操之用人高于諸葛亮就在于他主張“任天下之智力,爭天下之歸心”,“大用者不務細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雞, 思補再鳴”,“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于禁、樂進于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于亡虜之內(nèi),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他以大局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矯情任 算,不念舊惡”,張繡降后嘩變,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對他優(yōu)待并封為列侯,畢諶、魏種等人都曾欺騙過曹操,被擒后還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陣營中文臣、武將輩 出,從而開創(chuàng)了較大的局面。孫權(quán)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備于一人”之理,既能觀其短,亦會用其長,大膽起用年輕將領(lǐng),委重任予周瑜、呂蒙、陸遜;他說魯 肅有兩長(建議立帝王之業(yè)和聯(lián)劉抗曹)一短(借荊州給劉備),不能因其一短而損其二長。劉備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膽信任和使用他,雖然 麾下良將甚多,卻始終把魏延視為卓異將才委獨當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劉備奪取漢中,稱漢中王。其時擬遷治成都,行時要拔一將領(lǐng)守漢中,他 深知漢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來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關(guān)重要,當時麾下第一員大將關(guān)羽已留守荊州,“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然而慧眼識人, “乃拔魏延為督漢中鎮(zhèn)遠將軍,領(lǐng)漢中太守,一軍皆驚。”看來,劉備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膽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負劉備所望,坐治漢中,獨當一面,界連強魏, 敵不敢犯,大去劉備北方之憂。而諸葛亮不僅“矩偏頗”,而且管得太細太死,“事必躬親”,“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使人才難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長。王 夫之在評諸葛亮時就說:“人皆局于循吏之矩”,“雖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氣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這恐怕 與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關(guān)系。再則,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養(yǎng)本地人才的重要性?？v觀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繼的蔣琬、費和姜維均無大的作 為,反而為黃皓、譙周等人所牽制?？磥?在培養(yǎng)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雖有“不肯下人”的缺點,但他對諸葛亮還是衷心服從的。在他與諸葛亮北伐的戰(zhàn)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況下仍然能顧全大局,沒有作出損害蜀國的事,即使 在孔明死于軍中、情況十分緊急復雜時也沒有能證明魏延叛蜀歸曹魏的證據(jù)。楊儀同魏延不和已經(jīng)很深,諸葛亮一死,他們的沖突更趨表面化。“諸葛亮病,謂延等 云:‘我之死后,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命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發(fā)喪。亮長史楊儀宿與魏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 言延欲舉眾北附,遂率其眾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zhàn)軍走。追而殺之。”裴松之認為:“此蓋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但就算是一面之詞,也可以看到楊 儀造謠陷害以消滅自己政敵的惡劣行徑。就是據(jù)本傳記載,也不能說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諸葛亮病篤時“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后退軍 節(jié)度,令延斷后,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fā)”,孔明只是估計到魏延可能不從楊儀之命,做了一點不信任魏延的安排,當然也可能是楊儀假“丞相遺 令”。果然魏延不甘為楊儀所制,反而趕在撤退前破壞棧道絕楊儀歸路。斷后一仗是姜維指揮的,也不能說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磥?諸葛亮在處理楊儀與魏延的 嚴重不和的問題上也是很不周全的。盡管他在主觀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線征戰(zhàn)迎敵,而楊儀一直在諸葛亮身邊干事,對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實有所不同。 假如諸葛亮在臨終前把他們二人召來榻前肝膽相照,曉之大義,托之重任,至少魏、楊之間的矛盾可以得到暫時緩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給他一個斷后的 命令,這完全是不信任之舉。 從許多史籍的關(guān)鍵文字看,都沒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敵。最可據(jù)的是,他沒有乘斷后之機北去,卻仍是搶先南歸,即使在無心自己人殘殺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 所敗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數(shù)人扶喪回蜀,要和費聯(lián)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為費所出賣戰(zhàn)敗而死。再從眾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認為丞相雖 死,但北伐之偉業(yè)不能中斷,應由我魏延繼續(xù)“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漢投曹,他可能有三種選擇:其一是率軍在前線倒 戈,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動,待楊儀率軍撤退后再拔軍駐漢中,靜觀形勢,效當年之張魯,憑借曾鎮(zhèn)守漢中之威望獨樹一幟,這也不難辦到;其三是學劉備當 年奪取劉璋地盤之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回成都奪取蜀漢政權(quán),而后剪除楊儀之軍,這也不是極難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選擇其中任何一條,相反地倒是明白地 聲明,不要“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要率軍繼承丞相之遺志繼續(xù)北伐,這與叛蜀而降曹是無論如何扯不在一塊的。 大凡歷史的悲劇,就會有悲劇人物。當馬岱提著魏延的頭去報功時,“狷狹”陰狠的楊儀竟“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魏延為蜀國 的存在和發(fā)展舍生忘死,鐵馬金戈,沒有死于對敵之戰(zhàn)場,而喪于自己營壘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誅,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毀于一旦。事實上,那個造謠陷害魏延 的楊儀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楊儀本性“狷狹”,反復無常,是個利欲熏心的權(quán)奸;他心胸狹窄,一向和文臣武將不和。但就是這么一個佞臣卻為諸葛亮素所器重,臨 終時授以總督軍權(quán)。楊儀除掉魏延“得勝”回成都后,自詡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書令”高位后心懷怨恨,對費說:“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 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這個自白又為費密報了朝廷,于是“廢儀為民,徙漢嘉郡”,但楊儀惡性難改,至徙所復上書誹謗,朝廷后 來要查辦他,他才自殺了。蔣琬、費先是縱容楊儀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楊儀,諸葛亮尸骨未寒,而內(nèi)部自相殘殺。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后有楊儀之 死。此番折騰之后,蜀漢元氣大傷,給蜀國造成每況愈下之勢,諸葛亮對此也負有責任。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評說,一千多年前當事者的是非應給以明確的判斷,研究與回味它可以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借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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